引言
2023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民建工商聯界委員時強調要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寄望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做愛國敬業、守法經營、創業創新、回報社會的典范。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要“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按照黨的二十大的總體部署，弘揚企業家精神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任務之一。加快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必然要求高水平的企業集群、企業家群體以及與之相附的優秀企業家精神，作為堅實的微觀基礎。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偉大創舉，必然要在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的微觀層面，彰顯“優秀”特別是“獨特”、“可鑒”之處。
娃哈哈創始人宗慶后，是洋溢著優秀企業家精神的民營企業家楷模之一。宗老辭世后，其生平事跡和這種精神，才比較全面的為世人所了解，才得到早應獲得的、發自社會內心的、高規格的關注與崇敬。要不是個人自身的孤陋寡聞，要不是聚光燈資源略顯偏少，也不會待到“雪化時”，才知“松高潔”。
拉開視野，由歷史傳承至今的企業家精神，底蘊深厚，價值無量，百川入海。無論是2020年宗慶后等六位浙商聯名倡議弘揚的“新時代浙商精神”，還是廣府、客家、潮汕商幫精神，晉商精神，徽商精神，僑商精神，“紅色資本家”精神等，都是我們優秀企業家精神的各路代表，都是新時代新質生產力和高質量發展的文化力量源泉，都是“中國故事”和現代市場經濟的軟實力精髓。這些，共同為培育和弘揚具有世界意義的、能夠團結更廣泛力量的、既“優秀”更“獨特”的中華企業家精神，提供了寶貴的精神遺產和良好的現實啟發。
中華企業家精神的內涵，姑且先拋磚引玉的描繪為“愛國、創新、誠信、向善、共享”五個方面，以供深入研究探討。從制度屬性看，中華企業家精神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要件。從文化根源看，其內涵既與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社會主義道德等密切相關，又與現代市場經濟規律結合起來，不少領域甚至是中西方文化貫通的。從內在邏輯看，每方面最終都能直接或間接服務于企業發展這個立足之本。愛國是總方向、總要求，必然也能為企業發展帶來市場良機和政策保障。創新和開放為企業發展提供強力引擎。誠信、向善、共享能讓企業廣受各方認同尊敬，聯合更多支持力量，推動發展行穩致遠。
一、企業家精神的中外異同點比較
以中華企業家精神為基礎，與西方舶來的、一般所講的企業家精神相比，存在一些明顯的異同點。
（1）“創新”和“誠信”精神，是中西方關于企業家精神具有最大共識和最大公約數的兩大基點。
“創新”精神在我國古代多見于“生生之道”“革故鼎新”“自強不息”等廣義創新思想，廣泛用于政治體制、設施、文學藝術、經濟措施變革等領域。熊彼特開創的創新理論和企業家理論，更側重經濟概念，被引入我國后，與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市場形勢高度呼應。在“向科學進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創新驅動發展”等總指引下，伴隨全球化進程和產業分工的深化，現代的創新精神歷經中西方文化融合和實踐互動，在經濟技術范疇呈現內涵的新延伸，體現為全球視野，不怕失敗，敢闖敢試，開放合作，搶抓科技產業革命機遇，搶占國際市場競爭制高點。娃哈哈遵從的“勵精圖治、艱苦奮斗、勇于開拓、自強不息”正是創新精神的時代寫照。
“誠信”精神無論論及我國傳統文化的誠信觀、黨的誠信之道，還是西方的古希臘城邦公民誠信美德、古羅馬契約精神、現代契約論、信用學說等，不同文化和宗教均將其作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隨著市場經濟加速向法治經濟發展，誠信精神更加體現在將追求經濟價值與遵守現代市場經濟法則緊密結合。
其中，底線情形是在法制約束管制下的守信守約?，F實中，市場經濟創新實踐的步伐常常要快于法治建設，高速發展的市場中總是常態化存在這樣那樣的法制空白及不完善。因而，高階情形是無論有法缺法，無論法條細則是否覆蓋，無論有無嚴格執法，都能夠以基本道德為內在驅動，將法條內化于心，有法依法、缺法行道，做到誠信如一。生活中不乏類似的例子，很多城市車主將合流路口的拉鏈式交替通行變為一種有序的禮讓自覺，違規處罰在與不在都是一個模樣。一板一眼做好產品質量、純凈水“596毫升”標識、從不拖欠供應商貨款等，則是宗老發自內心而非法治鞭笞驅動的高階誠信之舉。
（2）“愛國”“向善”“共享”精神，在中西方企業家精神若隱若現的總體共性下，蘊藏著一些精細、特別但較為本質的差別。
“愛國”精神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主要彰顯為企業家要有從古至今沿襲而來的“修齊治平”家國情懷，秉持愛國主義和“民族的也是世界的”理念，懂政治、講政治，永遠跟黨走。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經濟不分家，打斷骨頭連著筋。西方所講的企業家精神，雖然理論和宣傳上刻意與政治避開，但在行動上與政治、政黨、國家立場藕斷絲連、不離不棄。中小企業可能還不明顯，越是高技術、金融巨頭、軍工復合體、影視文化等領域的大型企業、跨國公司，越是具有經濟產業主導作用的戰略級企業，越在國際競爭關鍵時期，不講政治、不講國家立場意味著放棄生存空間和發展陣地。拜登在應對俄羅斯問題時對美知名企業的企業家談到“這是一種愛國義務（Patriotic Obligation），而政府會在各方面幫忙”。因此，我們所提倡的企業家愛國精神，是要表里如一、知行合一的；西方雖然宣傳上回避提及，但行動上卻是不由自主的。辯證的看，愛國和講政治，更會促進“兩個健康成長”，反哺企業發展，反之企業發展實際潛能不易全面激發。話到尾，隨著企業的發展壯大，關鍵不是要不要愛國、講不講政治的問題，而是講什么樣的政治、如何講政治的問題。
由此引出兩點詳細差別。一是在方向層面，我們企業講愛國講政治，講的是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四個自信，注重實業興國、產業報國，始終把個人成長、企業發展與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緊密聯系在一起，積極參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西方一些國家的企業，講的是以政黨所代表的階級利益為中心，講的是“小院高墻”立場，對內服務于剩余價值和超額剩余價值的攫取，對外固守產業鏈高端環節，遏制發展中國家追趕迫近。歐美對華分散訂單、分流產業鏈、構建芯片聯盟等，歐洲參與制裁俄羅斯，盡管會自損八百，仍然擋不住要齊刷刷隨從于美國主導構建的、基于“不上餐桌就上菜單”秩序的國際規則。二是在方式層面，如宗老在接受采訪中提到的，企業家要懂政治、講政治，可依托人民民主制度，積極參與資政議政，發展親清政商關系，而不要干預政治、滲透政治。這與西方國家的政治捐款和游說制度、政商旋轉門等方式有著根本不同。
“向善”精神更多涉及社會責任、人民福祉層面，中西方的宣傳倡導大面一致，核心方向不同，行動和效果上也會有明顯差別。我們所提倡的向善精神，源自儒家的義利觀和《道德經》的利他思維，在現代社會體現為打造企業與員工的命運共同體，照章納稅，積極投身公益慈善，支持欠發達地區產業振興，最終將要真抓實干地助力邁向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目標。隨著企業永續經營與社會責任共進的雙贏思維不斷演化發展，在黨的領導下，在優秀企業的率先垂范帶動下，企業向善必將穩扎穩打地實現由道德義務向發展戰略的根本轉變。宗老帶領娃哈哈集團，在一次分配上向員工傾斜，關心數萬員工及背后家庭的幸福；在助力二次分配上32年累計納稅611億元；在三次分配上助學助工助老助殘助抗災抗疫，2009年至今累計公益捐贈超過7.5億元，毅然到多個欠發達地區投資建廠，推動造血式發展，將企業發展與支持落實共同富裕三次分配制度鮮明的結合起來。這樣的人物和事跡源自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區，適得其所。
西方國家更是提倡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在理論層面，斯密的《道德情操論》論及“有同情心、正義感、樂于助人等品質，才能在和人合作的時候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彼得·德魯克認為由“賺錢行善”到“行善賺錢”，才是21世紀的企業社會責任新內涵，批駁了弗里德曼認為企業自身利益與公共利益不相干的觀點。在企業和政策的實際層面，履行社會責任更趨向于緩解眼下的尖銳矛盾。西方國家企業雖然率先推動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投資（ESG）、企業社會責任（CSR）等計劃，但囿于資本主義制度、勞資關系沖突、東西大國博弈等壓力，在提升雇員收入福利、推進環保節能的同時，始終難以找到規避“高福利”陷阱、破除傳統能源依賴、保持企業成本競爭力、固化世界市場優勢地位的有效兼顧辦法。近期，歐洲主要國家甚至率先退出了由其發起參與的碳中和目標。
“共享”精神在中西方企業家精神中存在兩個相似點和一個差異點。相似點之一，基于全球化發展需要，因應產業分工加速深化、產業界限日益模糊、“兩個市場”資源配置不斷拓展的形勢，共享精神主要體現在遵循產業共生理論，引領產業鏈上下游緊密合作，夯實集群共生網絡，對濫用壟斷或優勢地位擠壓中小企業生存空間進行自我反思和帶頭防范，如宗老首創的娃哈哈-經銷商聯銷體。相似點之二，基于國家競爭戰略利益，因應承擔關鍵任務的新型產業組織的設立需要，共享精神主要體現在組織成員企業互幫互助、抱團取暖、精誠合作，摒棄小集體小團體主義、產業大咖之間類似“文人相輕”等弊病，真正落實“一流企業的一流人才全心全意地的投入”合作模式，例如日本半導體研究開山鼻祖垂井康夫所牽頭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研究組合（VLSI），硅谷之父羅伯特·諾伊斯所牽頭的美國半導體制造技術戰略聯盟（SEMATECH）。我國在產業科技創新模式、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探索中，更可發揚歷史上優秀商幫的仁義精神和社會主義互助互讓、精誠合作的優良傳統。不同點在于，基于履行世界大國責任，共享精神在文化根源上側重于大同思想和國際主義，在實踐上體現為把企業“走出去”與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支持發展中國家分享區域發展紅利結合起來，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擔當好先鋒企業的使命。
二、中華企業家精神在當前時局的作用
歷史的看，我國的優秀工商業者們，向來能夠在重大歷史關頭救國家之急、解民生之困，把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緊相連，激發帶動更多仁人志士，助力擴大統一戰線，成為共克時艱、圓夢報國的偉大貢獻者和推動者。其所展現出的使命自覺、實踐自覺，可被視為一種基于中華企業家精神的市場自覺。
近代史上的企業家，如紡織業的張謇、化學工業的范旭東、交通運輸業的盧作孚，被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的陳嘉庚等，在舊民主主義革命轉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奮力推動實業救國與教育救國，改善民族工業長期積弱現象?，F代史上的企業家，如“紅色資本家”榮毅仁、王光英，“改革先鋒”霍英東（后還有其長孫霍啟剛）等，在新民主主義革命轉向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的進程中，矢志探索現代化和民族復興之路，義無反顧支援國家建設發展。這些民族脊梁和壯志壯舉，與黨領導的革命建設事業結合后，爆發出人心齊、泰山移的能量，對內帶動了眾多默默無聞的中小企業家和產業報國者，對外激發了海外華人圈的民族自信和報國情懷，形成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闖難關、扛使命的磅礴力量。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嶄新進程能夠如此堅定有力，離不開一代又一代、千千萬萬個企業家的心血與奉獻。
當今，優秀企業家和企業群體，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效市場”的第一主體力量，也是“有為政府”的親清戰略伙伴，更是當前時局下全社會和衷共濟、共克時艱的主力軍和親密同盟者。世界步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大歷史關口，大國博弈正在較勁吃勁，存在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國內新質生產力亟待培育，穩增長穩就業壓力較大，居民增收、擴大消費要求迫切。中小企業生存發展難，產業鏈韌性不足；區域發展不平衡，共建“一帶一路”有待走深走實。經濟面社會面預期不足、信心不穩現象有所凸顯，社會誠信問題仍較突出，現實挑戰反映而來的社會意識在網絡輿論上時有撕裂苗頭。內外矛盾的交織和混動如果得不到妥善化解，良好的發展局面會受到較為嚴重的沖擊。
傳承一輩輩優秀企業家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加快培育弘揚“愛國、創新、誠信、向善、共享”的中華企業家精神，打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強大內驅力，具有系統性的戰略意義和現實意義。一是有助于引領企業高質量發展，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業，穩定就業和收入，切實促動內需，緩解結構矛盾，推動形成新質生產力。二是有助于產業共同體和產業生態建設，推動形成更強的區域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更高效管用的新型舉國體制、核心技術攻關組織。三是有助于更好發揮文化浸潤和模范帶動作用，營造齊心協力、和衷共濟氛圍，增強全社會共御風浪的共情心和組織性，吸引團結全球華人圈、國際伙伴們形成更緊密的共建共享統一戰線。四是有助于優化提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助力構建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發展中國家推進現代化提供有益參考。
三、培養中華企業家精神的時代任務
培養和發揚中華企業家精神已成為中國青年非常期盼的事情，是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繞不開的底層支柱，呈現了未來歷史潮流的一個信號。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2022年做過一項“青年創業認知與態度”研究，受訪者為2633名16-35歲的青年。調查結果顯示，超七成的受訪青少年非常贊同“企業家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關鍵群體”“企業家應成為青少年的榜樣”。創新創業、進取實干、家國情懷、社會責任對于企業家精神的構成非常重要，分別占85.4%、86.7%、85.1%、87.3%。優秀企業家最重要的品質是愛國和誠信，占比均為79.0%，其次是創新，占比為68.9%。贊同“企業家的職責是賺錢不需要做公益”的僅為13.3%。
“愛國、創新、誠信、向善、共享”精神，無疑是一個全方位、高標準的要求。實事求是，國內各界還遠未形成良好的共識基礎，愛國、講政治、推進共同富裕等甚至存在不小爭議。即使部分踐行這些精神，在復雜激烈的市場競爭時代，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對中小企業而言，往往能力薄弱，顧此失彼。對大企業而言，還存在造成擔憂躊躇的種種現實和歷史客觀原因。數字社會特別是自媒體、意見領袖全面發展后，企業做與不做、做多做少、做這做那，易在互聯網上進行輿論放大，在越過合適的“度”后，異化出道德綁架、捧殺聲討、高級黑等不良趨向，對那些點滴做起或正在進行思想轉變斗爭的企業，造成較大的壓力和心里負擔，有時候好心好意并未得到好的結果。
客觀的看，好企業、優秀企業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絕對多數派，這是中國經濟光明論的最強希望源泉。只是確因個人的孤陋寡聞，很多優秀企業家還不為人知。由此，也為我們提出了培養和弘揚中華企業家精神的時代任務：
一是要全面提升對優秀企業家的發掘和宣傳能級。給有意愿有能力并且做出顯著積極貢獻的企業家們，多加曝光，多點支持，鼓勵其做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秀企業家，打好向人類命運共同體企業家躍遷的基礎。塑造一批有卓越貢獻的關鍵楷模和精神樣板，助之準確無誤的傳導到企業中的每個人，示范帶動更多同行和社會公眾，強化共識基礎和凝聚力，最終形成更廣泛的市場自覺。
二是要實施強有力的中華企業家精神培育弘揚計劃。依托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深化改革契機，謀劃一些專項工程和重點舉措，健全企業家精神的培育弘揚機制，推動歷史上優秀民族企業家精神、現代企業家精神、僑商精神、國際企業家精神等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融合轉化，打造共性為要、兼顧地域特色的中華企業家精神高地，引領力促大批一流企業、堅韌企業和優秀企業家們鋪天蓋地的屹立于世界舞臺。
三是要強化對社會輿論和網絡認知的合理引導，踐行中華企業家精神是自愿且量力的事情。要引導社會特別是網民提升自我認知，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強化輿論理性，只要不危害國家安全，只要不踐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只要不突破底線紅線，不宜高矮胖瘦整齊劃一，不宜搞庸俗攀比，不宜搞道德綁架，企業決策者們理應獲得抉擇自由，更應獲得思想上和行動上轉變提升的足夠時間與空間。數字社會時代的意見領袖、高粉大V們，應肩負一定的公共責任，目的是要帶動形成更加正確、積極的氛圍，讓點滴做起的企業家們能夠踏踏實實、從小到大耕耘下去，讓正在自我斗爭的企業家們能夠盡早完成思想和行動上的奮勇轉變，助力隊伍更加壯大興旺。
時代任務的目標，歸根結底還是要使這樣的優秀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涌現得更多、更快、更恒久一些，進而促使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和中國式現代化推進目標達到得更早更超預期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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