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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型制造是制造與服務融合發展的新型制造模式和產業形態,是“兩業”深度融合的重要方向。工信部于2016年、2020年分別出臺了《發展服務型制造專項行動指南》和《關于進一步促進服務型制造發展的指導意見》，鼓勵制造業企業不斷增加服務要素在投入和產出中的比重，有效推動了制造業轉型升級。近些年，深圳企業在服務型制造方面進行了諸多探索，深圳制造業正處于向價值鏈高端躍遷的階段，仍需持續推進服務型制造賦能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一、我國服務型制造呈現出多形態

服務型制造是產業分工更加細化、產業協作更加緊密的產物，廣泛出現在制造業各領域、各環節，表現形式和實現路徑多樣化。從實踐經驗來看，服務型制造的實現路徑主要有兩種：即“服務投入”和“服務產出”。“服務投入”是將服務作為中間要素投入到制造業，“服務產出”則是最終產出除了產品還包含服務。從服務提供的主體來看，既有制造企業自行提供的“內嵌式融合”，也有依托第三方的“社會化融合”。總體而言，服務投入日趨“社會化融合”；服務產出則多采取“內嵌式融合”。

近些年，我國服務型制造新模式新業態不斷涌現，自2017年以來，工信部先后遴選出了四批服務型制造示范企業、項目、平臺和城市，共推出262個示范企業、157個示范項目、174個示范平臺，以及蘇州、廣州等20個示范城市，主要形成了工業設計服務、供應鏈管理、共享制造、檢驗檢測認證服務、節能環保服務、生產性金融服務等“服務投入”為主的新模式，以及定制化服務、全生命周期管理、總集成總承包等“服務產出”為主的新模式，是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融合的典型代表。

二、深圳服務型制造成績與問題并存

（一）主要成績

為破解制造業發展中面臨的問題，服務型制造日漸成為深圳制造企業的共同選擇。根據A股上市的203家深圳制造業上市公司2021年報分析，主營業務收入中有服務性收入的企業有90家，約44.3%的制造企業開展了服務型制造。在服務型制造模式創新方面，深圳制造企業創出了一批經典案例，有4家企業、1個項目、12個平臺被工信部評為國家級示范（詳見表1），在供應鏈管理、共享制造等領域進行了有益探索，深圳也被評為國家服務型制造示范城市（工業設計特色類）。

（二）主要問題

當前，深圳在推進服務型制造方面雖然有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問題，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對服務型制造的政策引導和支持不足。我市在支持制造業發展方面已出臺一系列政策，但在服務型制造專項支持政策方面還是空白，而國內其他制造強市都出臺了相關支持政策。比如，上海出臺《生產性服務業和服務型制造發展專項支持和實施細則》，發布服務型制造統計方法與評價指標，分行業衡量制造業企業的服務水平；蘇州則每年度評選全市服務型制造示范企業，實現標桿引領；寧波也印發了《關于加快推進服務型制造發展的實施意見》，努力打造服務型制造先行區，爭創國家級服務型制造示范城市。服務型制造不是鼓勵制造企業轉型成服務企業，而是如何借助專業的服務知識和技能實現制造業生產要素組合和產出的高端突破，從而有利于延伸和提升價值鏈，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產品附加值和市場占有率。比如，美的集團旗下美芝公司，將先進成熟的精益管理方法免費應用到供應鏈上企業，雖然公司沒有直接獲得相應服務性收入，卻提高了供應鏈整體規模和效益。目前深圳不少市場主體對服務型制造“強制造”的作用認識還不夠深入，對服務型制造了解不多，甚至片面認為服務型制造就是鼓勵制造企業轉型成服務企業，不知道如何開展有利于企業發展的服務型制造。

二是企業服務型制造的經濟效益不顯著。雖然目前已有近一半的深圳制造業上市公司開展了服務型制造，但并未帶來經濟效益的提升。2021年財報數據顯示，相比于深圳制造業上市公司主營業務收入平均增長率，開展了服務型制造的上市公司增長率低了約8個百分點。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樣本中部分企業的服務型制造脫離了制造主業，例如有的公司服務性收入主要來自物業租賃，只是靠公司物業資產獲得“額外”收益，而不是圍繞公司制造主業拓展增值服務，不是“強制造”的主動所為，制造業務仍然增長乏力。另一方面，部分企業可能處于服務型制造起步階段，收效仍需時日。例如某智能控制器供應商，近兩年才開始圍繞核心產品提供細分場景定制化的智能解決方案服務，雖然2021年該項服務收入僅占公司營業收入的2.85%，但是增速高達60.40%。當然，制造企業的“服務產出”并非越多越好，尤其是涉足自己并不擅長的領域，不僅無法增強制造的核心能力，甚至還可能拖累業績成為沉重的包袱。如：通用電氣公司旗下的GE資本從最初為集團制造部門提供金融服務的內部組成，逐漸脫離主業擴張至一般的對外金融服務，最終險將集團拖入財務危機而被迫削減。

三是中小企業對服務型制造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現象。深圳產業發展的一大特點是擁有大批充滿活力的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在融合發展中具有機制靈活的優勢，但他們的問題是單個企業對服務需求缺乏規模效應，不宜也難以通過內部服務供給的“內嵌式融合”加以實現，更多需要依靠外部市場供給的“社會化融合”。但是，中小制造企業在“社會化融合”過程中通常面臨“三難”。一是對融合服務的效益心存疑慮，決策難。企業開展服務型制造通常需要復雜的系統性調整，但預期效果不明，因而難下決心。二是融合服務的投入大，資金籌措難。企業開展服務型制造往往需要對研發設計、生產設備和工藝、產品架構、業務模式等多方面進行改造，需要投入較大資金，對于中小企業來說是不小的壓力。三是企業開展制造業服務化的技術支撐難。由于制造業服務化實施過程對企業的生產技術、技術人才、數字化水平具有較高要求，導致部分制造企業轉型面臨困難，無法判斷到底適合引入哪些服務，該如何開展服務型制造？

四是具深圳特色的模式創新還不夠豐富。深圳目前只是工業設計特色類示范城市，并非綜合類示范城市，二者在示范的領域方面有較大差距，深圳從整體上尚不能起到示范作用。深圳列入國家級示范的服務型制造項目和平臺，主要涉及供應鏈管理、工業設計、行業專業服務、全生命周期管理、共享制造等模式，在國家推廣的定制化服務、總集成總承包、節能環保服務、生產性金融服務、信息增值服務等服務型制造模式方面還沒案例入選。而國內其他城市，在這些領域已涌現出不少典型案例，比如：在定制化服務領域，廣州禾信儀器根據用戶特殊檢測要求，研制可應用于國防、軍事領域的專用質譜儀器，已成功為多個國家戰略部門提供產品與技術服務；在新模式方面，如佛山的“眾陶聯”，當地陶瓷企業針對行業非標原料驗收依據缺乏的“痛點”，建立了采購、檢驗、價格等標準，解決了頑疾，通過“協同式服務”實現了行業知識的系統集成和推廣共享。深圳具有產業創新基因，正在聚力打造“20+8”先進產業集群，又是數字經濟先行者，有條件依托產業優勢創出更多具深圳特色的模式。

三、深圳促進服務型制造深入發展的建議

當前,深圳先進制造業面臨“高端封鎖”與“低端不穩”的雙重困難，服務型制造有助于深圳產業結合要素稟賦的變遷，應對歐美的“圍堵”和“制造業外遷”，實現向價值鏈高端的躍遷。深圳該如何著力持續推進服務型制造發展，推出更多可“全國復制”的“深圳樣本”，本文提出四點建議。

（一）突出“強制造”目的加強服務型制造政策引導

對于服務型制造的政策引導和支持不足的問題，深圳應結合本地制造業主體特點，盡快出臺相關專項政策。一是出臺我市“服務型制造發展專項支持”政策，每年開展深圳市服務型制造示范企業、項目、平臺的評選，以引起企業的關注和重視，并為企業轉型指明路徑。二是借鑒上海經驗制訂深圳服務型制造統計方法與評價指標，以真實、全面評價制造業服務化水平。三是相關政策和示范案例評選中，不宜鼓勵服務收入比重提高。國家《關于進一步促進服務型制造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了示范企業服務收入占銷售收入比重達30%以上的目標，這對促進大型龍頭制造企業拓展“服務產出”有一定作用，但為避免企業步入“去制造”誤區，不宜過于強調服務收入比重的提高，尤其是與主業關聯性弱的服務內容不應納入鼓勵范圍。

（二）“服務投入”應成為當前深圳服務型制造的重點

對于企業服務型制造的經濟效益不顯著問題，我們應充分認識到，當前深圳發展服務型制造是要破解制造業向高端邁進的制約因素，要引導制造企業更多要依靠加大“服務投入”的方式，來開展服務型制造。一是建議在政策引導上要重視引導制造業中服務要素投入的增加，并嘗試在統計中對制造企業的服務投入有所體現，以改變制造業依賴傳統要素成本的發展模式。二是鼓勵多種形式的制造業服務外包，在稅收等方面為制造企業發包或服務企業承包提供適度優惠。三是擴大現代服務業的有效供給，尤其是重視外資生產性服務業為深圳制造業補短板的作用，持續利用外資在技術、管理上的優勢，為制造企業生產過程融入更多服務要素。

（三）充分重視中小制造企業“社會化融合”的需求

對于中小企業對服務型制造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現象，重點是要制訂精準的“社會化融合”助推政策。一是定期對服務型制造的經營績效進行評估并公開發布，打消企業疑慮。二是借鑒浙江服務型制造研究院的經驗，由政府與專業研究機構合作共建服務型制造服務平臺，為企業提供相關智力支持。服務型制造研究院由浙江省政府支持工業和信息化部電子第五研究所與杭州市臨平區人民政府、臨平區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合作創建，目的是打造服務型制造技術研發中心和解決方案服務平臺。研究院可共享工信部相關資源，包括100多名行業專家，1600多家服務型制造示范企業案例等，定期發布中國服務型制造發展年度報告，總結服務型制造發展路徑及成效。

（四）探索一批可復制的服務型制造“深圳模式”

對于具深圳特色的模式創新還不夠豐富的問題，重點依托產業集群的建設和數字經濟的優勢鼓勵不斷探索新模式新業態。一是依托先進制造業集群的建設，發展利益共享的“協同式服務”，鼓勵發展按“市場化收益共享和風險共擔機制”運作的新型產業鏈服務組織，提升集群內中小企業融合服務的效率。二是依托深圳數據要素試點的政策優勢，探索制定行業數據流通共享和交易機制等，支持企業在信息增值服務、共享制造等領域的創新。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