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德國聯盟黨總理候選人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成功就任德國總理。新政府的到來預示著德國內外政策正步入轉型期。在此次聯盟黨與社民黨達成的聯合執政協議《對德國的責任》中，新政府對外政策的“歐洲化”色彩濃厚。這一轉向既是歷史慣性的延續，更是德國在多重壓力下的務實之舉。作為歐盟的核心成員，德國對外政策的變化不僅關乎其在歐洲舞臺的角色定位，也將對歐盟對華戰略以及中歐關系產生重要影響。

一、德國對外政策“歐洲化”：凝聚共識的現實選擇？

當前，默茨政府面臨經濟持續低迷、能源價格高企、制造業承壓、財政負擔沉重等多重挑戰。默茨經歷的艱難組閣和選舉風波也揭示了德國政治生態的深層裂痕，如執政聯盟的財政政策分歧、極右翼政黨的崛起、民眾對經濟復蘇的迫切期待交織成復雜的治理難題。在此背景下，默茨政府推動對外政策的“歐洲化”，本質上是德國在多重危機下尋求突圍的重要思路。

一是提振國內經濟競爭力。就職當天，默茨表示歐盟才是德國的優先發展方向。當前德國工業面臨能源價格高企、供應鏈脫鉤壓力以及數字化滯后的三重挑戰，疊加美國關稅政策的擠壓，傳統出口導向模式已顯疲態。默茨在競選期間提到，應借助歐盟集體談判力量制衡美國單邊主義，同時以共同政策推動歐盟內部改革：一方面推動歐洲能源市場的整合以降低企業成本，借“歐洲芯片法案”加速產業升級；另一方面依托歐盟“全球門戶”計劃拓展海外基建投資，為德國技術標準與設備出口開辟新空間。默茨的“歐洲化”思路既有助于規避單邊財政擴張的債務風險，又能通過深化歐洲內部協作以賦能德國自身的經濟發展，如利用集體行動增強德國在綠色經濟、數字主權等領域的話語權，為維護德國工業競爭力創造空間。

二是彌合國內政治分歧。從國內政治層面看，“歐洲化”轉向也是平衡執政聯盟分歧、抵御民粹浪潮的“減壓閥”。此前朔爾茨政府在財政緊縮、社會福利及移民政策議題上立場撕裂，極右翼選擇黨借反歐盟、反全球化持續擴張，已威脅主流政黨基本盤。默茨政府試圖將政策重心轉向歐洲共同防務、移民配額機制等跨國議題，把國內矛盾“轉化”為歐洲集體行動：例如在對非法移民出臺嚴格管控政策的同時，以歐盟邊境管理局改革替代單邊關閉邊境，以歐洲社會基金擴容緩解國內分配爭議等。這種策略既能維系執政聯盟“斗而不破”的脆弱共識，又通過強化“歐洲公民身份”敘事回應民粹主義的排外浪潮，為德國政治穩定構筑“歐洲安全網”。

三是重塑核心引領形象。相比朔爾茨政府的謹慎，默茨參與歐洲事務的態度顯得更為進取，無論是在對美斡旋、強硬對俄、支持援烏等問題上都展現出積極的一面。這一政策轉向也折射出德國在全球變局中的角色再定位。面對中美博弈加劇與多極化沖擊，對外政策的“歐洲化”使德國能夠在外交上更加靈活地處理與各大國的關系，并以歐盟的名義開展外交行動，避免過度卷入大國競爭，增強自身的談判籌碼，更好地維護本國利益。同時在對外政策上主動向歐盟主流靠攏，爭取贏得更高話語權。這種“歐洲化”并非理想主義回歸，而是德國在實力相對衰微背景下，以多邊機制為支點延續影響力的選擇。

二、德國推動“歐洲戰略自主”：從理念到行動的突破？

近年來，德國與歐盟面臨跨大西洋關系松動、俄烏沖突持久化、歐盟安全與防務自主進展緩慢等挑戰。內部動蕩也削弱了德法等核心國家的領導作用。默茨能否帶領德國發揮引領作用，推動歐盟有效應對危機，成為外界普遍關注的焦點。

（一）強化歐洲防務自主化，推動構建獨立安全架構

俄烏沖突后，美國戰略重心加速向亞太轉移，特朗普政府的對歐安全承諾搖擺（如削減駐軍計劃）迫使歐洲重新評估單邊依賴風險。默茨政府對此選擇突破“債務剎車”限制，豁免國防和安全支出限制，旨在實現北約軍費占GDP 2%的目標，并通過加大國防投入、加強軍事技術研發、參與歐洲防務合作項目等方式推動重構歐洲獨立防務體系。德國新任外長約翰·瓦德普爾（Johann Wadephul）還主張整合法國核力量，推動建立歐盟快速反應部隊。然而，歐盟成員國對于歐洲防務自主化的規劃與路徑難以達成完全一致。默茨政府仍需思考如何更好協調歐盟內部立場，同時避免引發地區緊張局勢。

（二）推動歐盟經濟政策協調，應對經濟安全與去風險

在地緣政治日益加劇的背景下，一向重視出口和開放市場的德國與歐洲經濟遭受極大沖擊。對此，默茨政府設立了5000億歐元的基建基金以及 1000 億歐元的氣候轉型基金等，以釋放德國在國防、綠色轉型以及經濟復蘇等關鍵領域的投資空間，并主張推動歐盟各國就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達成共識，共同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同時，默茨呼吁加強歐盟貿易政策協調，盡快啟動新一輪跨大西洋貿易談判，爭取在關稅協商談判過程中達成有利于歐洲利益的協議，并為歐洲企業開拓更廣闊的國際市場。此外，默茨政府延續對華“去風險”思路，支持歐盟層面的貿易防御措施，重點推動供應鏈多元化，審查5G、基礎設施等關鍵技術領域的對華投資，強化所謂“經濟安全”。

（三）重啟法德軸心與魏瑪三角，鞏固歐洲核心領導力

經歷了歐洲能源危機和俄烏沖突，德法之間分歧增加，德波關系遇冷，歐盟內部大國之間的裂痕明顯。默茨上任后便首訪法國和波蘭，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和波蘭總理圖斯克（Donald Tusk）對德國在朔爾茨時代頻頻“隱身”之后再次走向前臺表露出強烈的期待。期間德法宣布成立“國防與安全委員會”，推動共同國防創新計劃，德波則是達成“支持烏克蘭軍事援助與東部邊境安全合作”聯合倡議。繼訪問法波兩國后，默茨還即刻轉場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與歐盟及北約官員會面。由此可見，默茨領導的德國新政府擁有重返歐洲的強烈意愿，并打算通過重啟法德軸心、激活魏瑪三角等歐洲外交機制，重塑歐洲核心領導力，在處理與中美俄等重要國家的關系時展現歐洲的團結與自主，增強歐洲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可以看出，默茨更強調“主動出擊”與務實合作。從經濟復蘇到能源安全，從歐盟團結到跨大西洋平衡，其“歐洲路線”正逐漸明晰。但德國目前的政治情況、經濟困境以及歐盟內部的各種矛盾分歧，都會制約德國提升影響力，對推進歐盟多項競爭力政策的落實恐出現滯緩。接下來，德國是否能在復雜國際格局中平衡國家利益與歐洲責任，有效協調歐盟內部立場，將成為觀察其外交成效的關鍵。

三、德國在歐盟對華政策中的角色：妥協者還是引領者？

作為一名大西洋主義者，默茨的對華態度較為復雜。一方面，他在公開場合多次提及對華投資風險，并在競選期間呼吁應重新思考對華關系，在對華問題上應形成統一的歐盟立場。另一方面，在勝選后則強調務實合作，承認德中合作對提升德國經濟和國際地位的價值。此次聯合執政協議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默克爾時代對華“務實合作”的基調，但在戰術層面延續了“去風險”的特點。例如協議明確要求設立聯邦議院專家委員會，每年評估德中經貿關系的“依賴性”并提出對策。可以看出，新政府試圖在維持經貿基本盤的同時，也通過立法和審查機制構建“防護網”，以回應國內對產業安全的擔憂。

與德國首部《中國戰略》描述的一致，此次聯合執政協議也主張將對華戰略“牢牢植根于歐盟共同的對華政策中”,以歐洲為基礎制定對華政策，并與歐盟伙伴進行更密切的協調，積極推動歐盟內部就處理對華關系達成一致，進而實現德國從歐盟整體規模政治中獲得權力和影響力的戰略構想。德國的選擇不僅關乎自身國際地位，更將關乎歐盟在與中國互動中的角色定位。結合默茨新政府的特點，未來德國將給歐盟對華政策帶來多方面的影響。

（一）經濟利益驅動下推動歐盟對華合作與競爭的再平衡

在跨大西洋關系承壓與美國政策轉向的背景下，由具有成熟對華交往經驗的聯盟黨和社民黨組成的新政府仍將以經濟理性驅動對華戰略，把強化對華經濟合作視為提振國內經濟的關鍵舉措，并在重構中歐關系過程中將穩定雙方經貿合作作為戰略優先項。一方面，德國將繼續尋求擴大與中國在技術創新、市場準入及產業投資等領域的合作空間，通過中歐務實合作提升歐洲整體的產業競爭力。另一方面，德國將延續對華“去風險”思路，推動構建歐盟對華“有限合作+制度性競爭”框架，鞏固歐洲企業在傳統優勢產業的領先地位，并通過投資篩查機制、關鍵技術出口管制及供應鏈韌性等計劃，逐步降低在關鍵領域對中國的依賴。

（二）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差異下推動歐盟保持對華施壓

中歐在政治制度與治理模式的結構性差異，促使德國及其他歐盟成員國持續將中國定位為"制度性對手"。盡管美歐關系面臨挑戰，但雙方在價值觀同盟與科技管制領域利益趨同，使德國對華政策既受北約框架下的對美安全依賴束縛，又需調和歐盟內部立場分歧。短期內德國仍將在涉疆、涉港及人權議題上保持對華施壓。然而，德國可憑借"戰略斡旋者"身份推動歐盟形成對華有限共識，建立緩沖機制弱化美國遏制政策對中歐經貿的沖擊，最終形成"價值觀外交"與"戰略自主"并行的政策架構。這種在跨大西洋依存與歐洲自主之間尋求動態平衡的做法，本質上也是歐盟多重地緣訴求的現實投射。

（三）全球治理合作下強化歐盟對華的規則與標準競爭

默茨政府預計在延續多邊主義傳統的同時，將繼續把歐盟作為其參與全球治理的核心載體，并支持倡導歐盟在綠色轉型、人工智能、公共衛生、國際減貧等全球議題與中國展開務實合作。但與此同時，德國也致力于強化歐盟的議程設置能力和標準輸出策略。例如在之前的中歐數字伙伴關系談判中，德方堅持要求中國企業在數據跨境流動中遵守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以此作為技術合作的前提。這種“規則綁定合作”的模式，實質是希望通過多邊平臺將歐盟標準嵌入國際技術治理體系。此舉既有助于重塑歐洲的全球競爭規則，也是鞏固德國在歐盟內部領導力的現實需要。因此，未來中德及中歐不可避免將繼續面臨全球治理規則和標準的話語權競爭。

默茨領導下的德國正試圖在“歐洲化”框架下平衡國家利益與歐洲責任。其政策能否成功，既取決于國內共識的凝聚，也考驗其在歐盟內部的協調能力。對華政策上，德國或將扮演“務實引領者”，推動歐盟在對華合作與競爭間尋找動態平衡，而這一過程無疑將深刻影響中歐關系的未來。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