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圍繞“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范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的戰略定位，綜合實力節節攀升。2023年的經濟總量突破14萬億元，以不到全國0.6%的國土面積，創造了全國1/9的經濟總量，不斷釋放出動力源的作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強調，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更好發揮高質量發展動力源作用。對此，我們有幾點學習體會，予以分享。
一、務實，釘釘子精神
當前，改革開放已進入深水區、攻堅期，啃骨頭需要釘釘子，以及實在、有力、有效的抓落實，而不是空談、淺嘗輒止或退避三舍。
（一）《決定》將“以釘釘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實”列為關鍵一條，并放在收尾（60）的壓軸位置
《決定》明確指出，落實全會的決策部署“必須求真務實抓落實、敢作善為抓落實”“明確各項改革實施主體和責任”“以實績實效和人民群眾滿意度檢驗改革”。空談誤國，實干興邦。改革要注重實效，不能成為形式主義，避免存在所謂成果數字之美與大眾體感的過大溫差。
（二）《決定》通篇的務實部署，從將制度創新作為原則到各項的體制機制改革，并明確了時間表
改革創新是戰略謀劃和務實推進的綜合體，粵港澳大灣區更好地發揮動力源作用要有形成共識、確定方向、理清思路的大道理，更要有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的釘釘子精神和務實舉措。嶺南文化自古就有開放包容、務實創新的基因。大灣區動力源作用無疑是中國式現代化宏大敘事中的重要一環，但也應是群眾、企業等微觀主體獲得感強、體驗感好的幸福灣區。這需要戰略高度+求真務實的融合，從而避免宏觀之美和微觀之感的溫差。
（三）出臺整治形式主義的專門規定，并且措辭嚴厲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閉幕后的幾天，即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關于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的若干規定》，提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頑瘴痼疾，必須下大力氣堅決糾治，要求部署工作時要實事求是，同時要強化主體責任履行和監督執行。
二、香港：粵港澳大灣區的關鍵一環
沒有香港，就沒有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高度和特色。《決定》提到“開放”有35次，提到“香港”有6次，并且《決定》第一次提出“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 將港澳的表述放在《決定》中“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部分，提出“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門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門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這足以說明，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大局中的作用。盡管針對香港目前有一些“雜音”，但香港的獨特作用不可替代，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關鍵一環。
（一）正視香港的發展現狀
近年來，隨著內地城市尤其是深圳經濟規模超過香港，出現一種香港影響力減弱，甚至有香港“內地化”“深圳化”的說法。盡管這些觀點存在偏頗，但不可否認，香港的部分經濟優勢，尤其是與內地相比，已不再明顯。正視香港的發展現狀，是更好認清香港作用的前提。
一是香港經濟規模優勢不明顯。輻射帶動源于經濟規模，深圳等內地城市的快速發展，在經濟總量上已經追上甚至趕超香港。深圳的GDP在2018年首次超越香港，并在此后繼續保持領先地位。2023年，深圳的GDP達到3.46萬億元，而香港則為2.69萬億元。除經濟總量上差距，產業結構上香港還有去實體化、空心化的問題，制造業比重過低，服務業占據絕大多數。
//圖1 深港GDP規模比較（單位：人民幣億元）
二是香港港口排名下降。經濟形勢的變化，香港港口業務有所衰退，港口的全球排名從前幾年的領先地位下滑至第十位，相比之下，深圳港排名第四，廣州港第六。
表1 穗港深港口吞吐量和世界排名
（二）香港超級聯系人作用不能僅看經濟規模，更要看到大國治理、與國際經貿掛鉤等制度價值
改革開放40多年來，國際國內形勢和環境不斷變遷，不能以改革開放之初的香港價值作為標準來機械評價當下香港的作用，避免陷入刻舟求劍的誤區；也不能僅僅以GDP等經濟規模去片面認識香港的獨特作用。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大國博弈和美國及其盟友對中國實施科技脫鉤、經濟脫鉤的不確定性仍然存在。脫鉤不僅通過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的封鎖，更重要的是意圖通過圍追堵截，推動國際經貿秩序圈子化，欲將中國擋在國際制度體系之外。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繁榮也需要中國。
一是美元體系的主導地位仍然難以撼動。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不僅僅是因為其在經濟領域的廣泛使用，還建立在美國強大的政治、軍事、經濟、科技、外交和法治等綜合實力之上。盡管近年來全球經濟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也在不斷推進，但美元體系的主導地位仍然難以撼動。中國改革開放也是在全球美元體系上進行的，實施人民幣國際化戰略不是旨在替代，更是風險防控。目前美元不僅在國際貿易、投資計價結算中居主導地位，還在全球官方儲備和金融資產中處于領先地位，牢牢占據著全球信用體系的核心地位。當前，全球各國央行的外匯儲備中，今年7月數據：在全球央行的外匯儲備中，次序是美元、歐元、英鎊、日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亞元，人民幣跌至第7位，美元占比達到59%，而人民幣僅占4.43%。我國2023年外匯儲備，3.24萬億美元，全球占比近一半。在貿易計價結算方面，2023年底全球跨境貿易人民幣計價結算占比4.43%
二是香港在對接國際體系方面的作用仍然不可替代。例如在對接國際金融體系方面，香港是我國唯一能夠與美元體系無縫銜接的經濟區域。香港的金融體系與美元高度兼容，其法治環境和市場機制也使其成為國際資本進入中國的重要門戶，這不僅是與世界的經濟、科技掛鉤，也是經貿、貨幣制度掛鉤。過去十年，通過香港進入內地的外資占全國外資總量的60%以上。未來，香港在“超級聯系人”的基礎上，會升級“超級增值人”功能，不但在器物層面的“引進來、走出去”，以及要素內外聯通的樞紐、科創+金融等方面發揮出獨特作用，而且會在治理、制度層面貢獻出獨特的價值，繼續保持不可替代地位的同時，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三、規則和機制：求同存異，競合共贏
“不以規矩，不成方圓”。合作是制度下的合作、競爭是規則下的競爭。《決定》強調“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完善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深化兩岸融合發展。”
（一）粵港澳規則銜接不是同質一體化
香港是自貿港，是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深圳等灣區內地城市畢竟屬于大國關稅區內的區域，不可能成為自貿港。換言之，香港與內地的制度鴻溝始終存在，不可抹平。大灣區合作的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是求同存異，求解最大公約數，而不是將香港與內地城市的制度同質化、一體化。否則，會適得其反，例如美國在2020年取消香港特殊貿易待遇。既然大灣區全域并不會成為一個統一的自貿港，制度鴻溝和落差總是存在，在多元制度和差異化發展的基礎上，通過“理性偷懶”，避免過度追求同質化或完全抹平制度差異。這樣才能在做大市場規模的同時，更好發揮城市分工和專業化優勢，確保大灣區的長遠發展。
（二）深港關系應直面競爭+合作
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這是常識。資源是稀缺的，隨著深圳等內地城市的快速發展和競爭力提升，區域競爭日益加劇，但對深港關系的話語表達，“深港合作”的表達鋪天蓋地，“深港競爭”的實踐卻似乎有點閃爍其詞。市場經濟中的合作和競爭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要正當光明地談競爭，關鍵是避免惡性競爭，落實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指出的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有效的市場經濟體制依賴于良性競爭與合作，區域競爭是推動區域創新和發展的動力和壓力，區域合作應直言不諱地談競爭，避免輿論導向、經濟和民生交往、政策設計可能出現片面、誤解、偏差。因此，在大灣區的合作過程中，不能回避競爭，反而應在良性競爭中尋求更好的合作。政策設計和制度創新應著眼于促進良性競爭的現實利益，通過防止、消除“內卷”，擴大市場規模、深化分工和專業化水平，進而實現灣區的可持續增長。
四、平衡+統一：統一大市場建設推動大灣區內區域協調發展
《決定》提出“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推動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也提出“完善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花開葉茂，方能四處飄香。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必須在區域內部率先實現均衡發展，加快構建統一大市場建設，才能更好地發揮出輻射帶動周邊區域發展的動力源作用。
（一）區域發展平衡的問題
只有均衡發展了，才能擴散輻射，更好地發揮出區域發展動力源的作用。粵港澳大灣區動力源的發揮，首先必須解決灣區作為發展內核均衡發展、四面擴散輻射的問題。當下，大灣區內部，不僅珠江口東西兩岸“東強西弱”，而且灣區南北關系的“南強北弱”問題突出，如南部的深圳機場周邊的寶安區面積為397平方公里，但在2023年實現了5202億元的GDP和875億元的稅收。而北部的廣州機場周邊區域，包括花都和白云兩區盡管面積達到1766平方公里，卻共實現4614億元的GDP和508億元的稅收。
表2 珠江口東西兩岸“東強西弱”現狀
//圖2 灣區“南強北弱”示意圖
（二）統一大市場的問題
由于城市之間“分灶吃飯”的底層邏輯，當前統一大市場建設和區域均衡發展仍面臨不小的阻礙。
一是區域內卷式競爭影響了統一大市場的建設。地方競爭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密鑰，但也出現了惡性競爭的困境。各地政府高頻推出補貼和優惠政策，扭曲了要素價格，導致區域間的招商引資競爭變得激烈而無序，甚至“賠本賺吆喝”。各大改革開放高地和制度創新高地本應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但為了GDP，也不斷加碼產業補貼、政策扶持。這種做法不僅削弱了地方財政，也導致了市場的進一步分割，形成阻礙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的蜂窩狀區域格局。
二是區域間的利益協調制度創新滯后影響了統一大市場的建設。盡管國家提出了城市群、都市圈發展以及“飛地經濟”等區域平衡合作思路，但由于地方競爭和利益協調機制不完善，城市在區域合作中往往感受到明顯的“利益損失”，導致對進一步深化區域合作的經濟意愿和動力不高。以深圳為例，大量企業選擇向周邊城市轉移，由于利益協調分配機制滯后，深圳因產業轉移使產業白白流失也感到“肉疼”，推動區域產業合作的經濟動力不足。
（三）軟硬聯通構建統一大市場和推動區域協調發展
《決定》提出，“建立都市圈同城化發展體制機制。”“完善區域一體化發展機制，構建跨行政區合作發展新機制。”“加強產業活動單位統計基礎建設，優化總部和分支機構統計辦法，逐步推廣經營主體活動發生地統計。”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群建設，與廣東的廣州、深圳、珠江口西岸都市圈相互嵌套，動力源作用的更好發揮必然要軟硬聯通，完善地方合作利益協調機制，推動統一大市場的建設。
一是推進軟聯通。率先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營商環境一體化建設，全面對灣區內地九市的產業補貼政策進行系統性清理，規范內地九市招商引資政策，加強市場規則、政策協調和管理機制的對接與整合，推動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打破區域間的行政壁壘。同時，大灣區率先構建跨行政區合作發展新機制，推進同城化發展，尤其是利益協調機制，發展飛地經濟，完善規劃、優化總部和分支機構統計辦法、稅收等經濟指標納統和歸屬，完善轉出地和轉入地的投入收益分配共享等各方面的體制機制。
二是硬聯通。加快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尤其是打通天塹，以硬聯通促進軟聯通，軟硬聯通齊頭并進，促進大灣區各城市將能夠共同享受人員、貨物和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紅利，把大灣區市場規模做的更大，進而才能分工深化和專業化程度提升，區域發展才能更加平衡，動力源的輻射帶動和引領示范作用才會更加凸顯。當下，珠江口東西兩岸隨著基礎設施的建設強力牽引，區域要素流動更加便捷、規模和頻率暴漲，如深中通道300萬車次/首月。
//封面圖由港珠澳大橋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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