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助貸業務充分發揮數據的要素作用和科技的賦能作用，幫助金融機構擴大客戶群體、下沉業務領域、降低運營成本，成為我國金融體系的重要補充，是普惠金融改革的有益嘗試。與此同時，國家層面的監管尚存在政策不明確和體系不健全問題，出現了若干監管“盲區”，以致助貸行業在快速發展中產生了貸款利率畸高、機構過度承擔風險、非法引流獲客、衍生社會風險等一系列問題和行業亂象。建議以明確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和監管政策、建立跨區域的監管協同機制、探索包容性自律管理模式、落實助貸機構主體責任、搭建智能監管平臺、綜合治理行業違法犯罪行為等為著力點，持續完善我國助貸行業監管體系，推動我國助貸行業良性發展并更好服務實體經濟。
一、引言
伴隨科技水平的不斷提高特別是數字經濟的飛速發展，我國信貸科技行業需求十分旺盛，其主要包括消費信貸科技市場、小微企業信貸科技市場兩大細分市場。相關資料顯示，消費信貸科技市場規模由2017年的1.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增加至2021年的5.2萬億元，復合年增長率為38.2%，并預期將于2026年達到8.1萬億元，2021—2026年5年復合年增長率為9.2%；小微企業信貸科技市場規模由2017年的1.2萬億元增加至2021年的6萬億元，復合年增長率為49.5%，并預期將進一步增加至2026年的27.6萬億元，2021—2026年5年復合年增長率為35.9%。信貸科技行業除包括少量金融機構自營科技信貸業務外，以助貸行業為主。以互聯網平臺為代表的助貸機構與金融機構在信貸業務方面持續深入合作，極大地助力了擴大金融消費群體、促消費穩增長、推進創新創業等目標的實現。
借助普惠金融和數字經濟發展的春風，我國助貸行業蓬勃發展，成為我國金融體系的重要補充。所謂助貸業務，是指有一定專業技術能力的組織機構利用先進或創新的技術、業務模式及運營解決方案，賦能并提升信貸服務。與傳統信貸解決方案相比，助貸業務的特點在于卓越的效率和質量，可觸及更廣泛的借款人、信用評估更佳、運營效率更高，并讓用戶體驗更方便可得。從業務范圍來看，助貸業務主要包括獲客、信用評估、資金匹配、貸后服務四大類。獲客是指助貸機構以先進的數據分析識別消費者和小微企業的多樣化需求，并通過定向在線廣告，與其他具備豐富消費場景、高用戶流量的互聯網平臺合作，以及線下銷售工作等多渠道，有效獲取優質用戶；信用評估是指助貸機構利用信用畫像分析模型和基于風險的定價模型進行初步信用評估，并賦能金融機構根據自身風險管理政策和協議，進行最終風險管理和定價，并作出最終貸款決策；資金匹配是指助貸平臺借助強大的數據分析，有效掌握和評估各借款人的多樣化需求和信貸風險，并根據金融機構的風險偏好和資金協議，將借款人有效推薦予合適的金融機構，從而無縫匹配信貸需求和資金供應；貸后服務是指助貸機構在銀行支付貸款本金后持續進行貸后信用評估，監控及管理潛在的逾期風險，并改善催收策略和提高效率。
我國助貸行業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衍生出貸款利率過高、過度承擔風險、非法引流獲客、衍生社會風險等一系列問題。原因在于我國對助貸行業監管政策仍存在“盲區”、監管主體權責不清等問題。助貸行業如何實現良性發展，值得深入研究。
二、助貸行業服務實體經濟的作用機制
當前，我國金融資源總體上較為充沛，但金融資源錯配、金融供需失衡等結構性問題較為突出，主要表現為傳統信貸行業的金融機構難以滿足消費者和小微企業日益復雜的信貸需求，在服務消費者和小微企業中面臨風險、成本、服務等方面的眾多挑戰。有關統計顯示，小微企業的經濟貢獻與其從金融機構獲得的融資支持水平存在較大差距。中小微企業貢獻了約60%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50%的稅收、超過70%的技術創新及超過80%的城市區域就業。然而，截至2021年底，按在貸余額計，小微企業貸款僅占企業貸款總額的41%，與小微企業的經濟貢獻完全不成正比。
正是為了應對傳統銀行信貸中的有關挑戰，助貸行業應運而生，并利用創新產品和服務重塑信貸行業，優化信貸服務的各個層面。總體來看，國內助貸機構與金融機構并非替代和競爭，而是基于各自比較優勢開展信貸業務合作，以提升信貸經營績效為目標，采取“激勵相容”的方式開展業務合作和市場化分潤，其服務實體經濟具有相應的作用機制。
1. 發揮專業優勢推動形成專業化分工
一項貸款業務通常涉及獲客、初步篩查、信用評估、風險識別、授信放款、動態監測、貸后催收、不良處置等諸多環節，基于專業化分工理論，應充分發揮各機構主體的比較優勢，鼓勵包括科技公司、互聯網平臺在內的第三方市場機構參與信貸服務的部分節點，推動形成業務閉環，提升信貸服務質效和金融普惠性。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的優勢在于資金體量的規模效應，而助貸機構的優勢在于服務下沉、了解客戶等，雙方可以合作共贏。銀行由于網點和人力資源不足，并不擅長為小微客戶提供服務，而助貸機構正好積累了小微客戶的獲客渠道、服務經驗與風控技術。助貸機構有天然的資金短板，而銀行可以為助貸機構推薦的高質量小微客戶直接提供具有成本優勢的資金。
按照《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管理暫行辦法》等文件，助貸機構（銀行合作機構）的業務可進一步劃分為營銷獲客、共同出資、支付結算、風險分擔、信息科技、逾期清收等內容，在各領域形成了獨立的專業化細分市場。助貸機構開展共同出資、風險分擔兩項業務需要獲得小額貸款、融資擔保等業務資質。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末，全國共有小額貸款公司5958家，融資擔保法人機構4367家，數量上均遠遠多于商業銀行。
2. 利用金融科技推動形成規模經濟效應
銀行等傳統服務金融機構難以覆蓋到小微客戶，重要的原因在于傳統的信貸業務模式成本較高，如針對一筆1億元的基礎設施建設貸款和1萬元的小微貸款，可能盡職調查和風控的成本相差無幾。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19—2021年）》提出，“借助機器學習、數據挖掘、智能合約等技術，金融科技能簡化供需雙方交易環節，降低資金融通邊際成本，開辟觸達客戶全新途徑”。從實踐看，助貸機構在獲客引流、客戶分析、風險防控和貸后催收各個環節均利用了大量的科技手段，包括AI、大數據、人工圖譜、機器學習、智能決策、聯邦學習等，大大降低了小微貸款的成本，以“批量化”線上貸款模式形成小微信貸的規模經濟效應，這也是助貸機構與金融機構合作的重要基礎之一。
如在獲客節點，小微企業融資需求相對低頻，傳統的營銷模式與小微企業需求不相符。助貸平臺“場景化”策略顯示出獨特優勢，通過聯結小微生產經營生態鏈中包括支付、交易、財稅結算、金融服務在內的諸類場景服務商，助貸平臺可以架設出層次豐富的獲客通道，捕捉小微人群的即時資金需求，最終形成小微融資的規模化效應。如平安普惠客戶2021年底客戶數423萬戶，絕大多數是中小微企業，戶均貸款僅約15萬元。
3. 釋放數據價值助力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
銀企信息不對稱、風險收益不對等，是銀行機構踐行普惠金融的痛點。助貸機構普遍掌握專業的數字技術，擁有廣覆蓋的業務場景，同時在多年經營中積累了大量的用戶數據信息，這些優勢使其相比金融機構能更充分發揮數據和技術要素作用，更有效率地觸達客戶，更準確地進行風險定價，促進數據要素在風險控制等領域的價值釋放，這也是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具體體現。
以某助貸平臺為例，其網約車服務維系了大量的司機和乘車用戶，通過龐大業務數據分析司機收入、駕駛行為以及客戶的乘車行為，較銀行更精準地掌握每位客戶的信用水平及動態變化，從而可以向銀行提供營銷獲客及輔助風控能力。
綜合來看，助貸業務是我國金融市場分工不斷深化下產生的新商業模式，助貸機構以技術創新突破、大數據應用等為途徑，可以有效彌補銀行等金融機構在風控、獲客、技術等方面的能力短板，著力解決銀行可用資金龐大和小微金融業務展業能力不足之間的矛盾，從而推進我國普惠金融的發展。
三、我國助貸行業面臨的風險及成因分析
我國助貸行業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和行業風險。
（一）助貸行業面臨的風險
1. 貸款利率過高
這實際上是行業的系統性風險問題，其原因在于一些本身資質不過關的貸款人，沒有辦法直接通過銀行等金融機構獲得放貸資格，此時貸款人就會尋求有授信審查、風險控制能力的助貸企業的幫助，而由于篩選客戶信息方式的不同，助貸機構風險識別和評估能力不及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就會導致許多違約風險很高的貸款人獲得授信資格。這一類人群獲得貸款后違約風險高，基于風險越大、利率越高的原則，企業為了覆蓋不良貸款，就會收取極高利率和服務費率，而高利率又會導致不良資產的產生，形成惡性循環。如美國某贏卡貸公司2019—2021年平均年利率為29.73%、21.9%、19.34%，某信公司在2022 Q2當期發放貸款的平均APR為24.6%，此類貸款利率貼近規定的邊緣，雖然合法合規，但大大提高了違約風險以及產生民事糾紛的可能性，高利率是否違背普惠金融理念，值得反思。
2. 承擔的風險過大
在具體實踐中，助貸服務中不乏有諸多擔保機構，這類企業在信貸業務的風險管理中起到重要作用，直接參與放貸機構的授信決策，如不少擔保平臺是持有融資擔保牌照的企業。助貸機構的擔保把原本屬于放貸方的信用風險轉移到第三方企業上，銀行在面對一些資信不太良好的貸款人時，由于存在兜底擔保的行為，使得銀行愿意為其發放貸款。而對于助貸企業來說，在提供信息服務的基礎上，再進行兜底擔保或者是外部擔保增信，能夠更好地提高助貸的成功率，從而收取服務費和技術支持費等費用。但是，其中的風險巨大，如擔保機構或兜底擔保的助貸企業本身資金不足以償付違約費用，就會出現“暴雷”現象。
3. 非法引流獲客
非法引流獲客存在的問題有許多，首先是對個人信息的非法獲取，助貸機構可能會擁有多維度的客戶數據信息，對于貸款人或潛在貸款人的信息搜集中是否存在違規行為是難以監管的。助貸企業往往作為集團旗下的子公司，從母公司終端進行數據采集獲取用戶信息的過程中，如果沒有得到用戶個人信息使用授權，就會侵犯用戶數據權益，若在沒有個人授權的情況下從第三方機構征集和獲取個人信息，則會嚴重侵犯消費者的隱私權。當個人金融信息泄露時，對當事人沒有造成實質危害或影響較小時，消費者往往不會選擇維權，導致監管和懲治違規搜集個人信息的行為比較困難。還有一部分助貸機構捆綁銷售和嵌套金融產品，通過“抽屜協議”“陰陽合同”等方式開展業務，同樣也是非法引流獲客行為。
4. 衍生社會風險
催收是貸后管理的重要環節，目前我國的助貸企業中，有一部分企業將催收業務外包給第三方機構，從而提高貸后管理效率，降低貸后管理成本。但是由于催收企業的行業門檻低，導致此類第三方機構資質不一、良莠不齊，再加上助貸企業對代理企業的催收行為的管控不力，很容易產生非法暴力催收問題，對貸款人的家庭生活或是心理健康產生巨大影響，也增加了政府信訪的工作量，不利于社會秩序的穩定。與此同時，催收方式的不當又引出了另一類灰色產業——反催收組織。反催收組織往往采用虛假宣傳的方式，惡意營銷其“債務減免”服務，誘導客戶購買課程，教唆客戶通過投訴逃避合法債務，嚴重擾亂金融市場秩序。
（二）相關成因分析
之所以會產生上述風險，是因為我國助貸行業監管一直處于一種十分模糊和困難的境況。雖然我國圍繞助貸業務發展出臺了相關的監管政策，如2017年12月銀監會網貸整治辦發布《關于規范整頓“現金貸”業務的通知》，明確規定助貸機構不能直接為銀行提供風控，而是轉為風險評估，非持牌機構也不能再對信貸進行兜底等，但監管與行業健康發展的需求不匹配。其一，市場上對助貸企業準入機制的模糊，使得無金融牌照的助貸企業數量驟增，如電商平臺下的助貸機構和P2P小貸公司轉型的助貸機構等大量增加，導致監管難度大大增加。其二，助貸機構應使用何種數據進行風險評估也沒有明確的規定，導致數據收集和使用不當可能涉及侵犯公民個人隱私。其三，監管政策提出非持牌機構不得收取利息費用，但是沒有對其他費用進行明確和限制，可能還會存在有些助貸機構收取其他費用過當，導致真實借款利率過高的情況。其四，業務模式不清晰、規范，很多地方的小貸公司和互聯網小貸企業甚至沒有金融牌照，卻能夠在不具備放貸資質的條件下開展信貸業務，通過聯合貸款的方式去獲取銀行等持牌機構的資金從而提供金融服務的現象仍然存在。其五，行業監管主體不明確，僅僅依靠行業自律或者協會管理，并不能有效杜絕諸如非持牌助貸企業參與聯合放貸的行為以及地方性銀行助貸企業跨區域經營的問題。
四、美國對助貸行業監管經驗
從國際經驗來看，美國對助貸機構業務經營整體上持鼓勵發展態度，原因在于美國監管機構測評認為，依托互聯網等工具提供助貸服務，在實際效果上大幅促進了消費者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可得性。根據相關研究機構的測算，美國人工智能借貸平臺Upstart開發的AI模型使金融服務的借款人群增加了43.4%，批準貸款的平均年利率降低了43.2%，貸款的便捷性也得到了顯著提升。美國對助貸機構的監管相關經驗值得借鑒。
1. 對助貸新業態采取“包容式監管”態度
美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CFPB）是美國對助貸行業進行監管的主要機構。為促進有利于消費者的互聯網借貸等金融創新，2012年CFPB首次推出了“催化劑計劃”（Project Catalyst）以及“不行動函”（Non-action Letter）發行機制。所謂“不行動函”，是由政府機構向被監管機構發出，表示不推薦監管機構對被監管機構采取法律或其他監管行動，從而降低創新金融產品的監管風險和監管成本。憑借對金融消費者的支持幫助和福利提升，美國人工智能借貸平臺Upstart于2017年獲得CFPB首次出具的“不行動函”。
2. 注重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和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
當助貸業務出現了銀行風控責任缺失、對客戶發放掠奪性質貸款等問題時，不僅會損害金融消費者的權益，而且從長遠來看還將危及整個金融系統的安全穩健性。美國自2021年開始加大對互聯網助貸業務的關注，CFPB于2022年9月發布報告，對“先買后付”（Buy Now Pay Later, BNPL）這一信貸形式的市場趨勢及其對消費者的影響進行了分析，指出依托平臺開展的“BNPL貸款拖欠率幾乎是信用卡貸款拖欠率的4倍”，并針對Klarna和Afterplay等BNPL業者發布相應的監管指引，引入適當的監管機制。針對金融機構與助貸機構風險責任劃分不清的問題，2023年6月，美國銀行業聯邦監管機構發布《第三方關系機構間指引：風險管理》，首次提出將對金融機構與第三方機構進行風控合作的“全周期監管”要求，明確銀行引入第三方合作關系須進行盡職調查并厘清各方的責權利，所采取的風險防控舉措必須與自身經營規模及業務復雜程度相匹配。
3. 強化金融服務牌照管理
根據美國的法律和監管規定，Fintech公司在提供特定金融服務時需要獲得相應的牌照或許可，以便州政府和聯邦行政機構統一監管，這是為了確保金融市場的穩定性、保護消費者權益以及防止金融犯罪等問題。不同類型的金融服務對應不同的牌照或許可，一般涉及助貸和互聯網貸款服務的Fintech公司要求持有支付處理牌照（Payment Processing License，允許機構處理支付交易，包括信用卡、借記卡和電子支付）、消費金融公司許可證（Consumer Finance Company License，允許機構提供個人貸款、分期付款等消費者金融服務）、債務收購許可證（Debt Collection License，允許機構進行債務催收和追討），如果機構未持有相關許可證和牌照而從事相關的業務，將面臨巨額罰款以及司法公訴。
五、完善助貸行業監管的路徑選擇
當前，我國金融供需失衡、金融資源錯配等結構性問題仍較為突出，充分發揮助貸機構作用、推動行業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從發展態勢看，完善監管是助貸業務可持續健康發展的基本方向。針對助貸行業存在的問題，要進一步加強規范和監管，引導其良性發展。
（一）統一全國監管政策，明確機構準入門檻
任何金融活動都不能脫離監管體系，不能以技術之名掩蓋金融活動的本質。前期通過約束金融機構來規范助貸機構的監管措施，特別是《關于規范整頓“現金貸”業務的通知》等政策的出臺，對助貸行業健康發展發揮了一定作用，但遠未能實現有效監管和監管“全覆蓋”。助貸業務發展已有數年，但迄今為止尚無明確的官方定義，其業務范圍、主體資格、展業規范、信息安全等監管規則體系尚未形成。目前，上海、浙江、北京等地金融監管部門針對本地發展實際，發布關于助貸業務監管的相關政策，在全國性政策制定之前做出有益探索。建議由中央監管部門進一步就助貸業務的定義、運作模式、參與主體、資金來源、風險分擔、發展態勢等開展調研，盡快明確國家層面頂層設計和監管政策，按照業務實際風險情況，界定助貸業務范圍，擬定監管規則。如此，既能有效防控風險，也能促進行業創新，在維護行業穩定健康發展的基礎上推動助貸行業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其行業頂層設計和監管政策須涵蓋貸前、貸中、貸后的全過程，全面覆蓋助貸機構市場準入、授信決策、風險管控、信息保護、逾期催收等多個方面。從機構準入來看，助貸業務需要有一定的準入門檻，助貸機構提供風控、擔保、征信等服務需要事先獲得相應的業務資質，避免出現“無照駕駛”“魚龍混雜”等行業亂象；從信息保護機制來看，平臺企業開展助貸業務過程中對個人、小微企業信用信息的搜集、加工、應用等也需要設置相應的“邊界”，防范信息濫用、信息泄露等風險。
（二）加強區域監管協調，形成行業監管閉環
助貸機構普遍存在跨區展業情形，涉及多個市場主體，特別是有相當多的助貸機構在多個地區設立同類機構或開展同類業務，實質形成跨區域、集團化業務經營模式，迫切需要加強央地之間、地區之間的協同監管，有效防范行業風險。建議以國家金融監管機構改革為契機，加強中央金融管理部門、地方金融監管部門與綜合經濟管理部門的協同配合，形成央地對助貸行業的金融監管合力。推進跨部門、跨地區信息共享、溝通交流和協同聯動，共同加強市場準入管理，加快空殼、“僵尸”企業清退注銷，共同做好監測預警、風險排查、會商研判和化解處置等工作。形成國家、重點城市、重點區域三級跨區域金融監管協作機制，明確地方對助貸機構的行為監管職責，提升監管效率。通過央地之間、區域之間的監管協同，有效實現對助貸機構的業務模式及產品創新的全流程、穿透式監管，壓縮監管“盲區”，減少監管套利，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三）順應行業創新趨勢，推進行業自律監管
助貸行業依托互聯網等工具展業，創新特征顯著，在加強監管的同時也需要進一步引導和鼓勵創新。如果對助貸行業的監管采取和對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同樣的監管模式，很可能會“扼殺”掉相當多部分的業務創新。綜合考量助貸業務的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屬性，建議由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或者在其下設專門的助貸行業協會承接助貸機構的自律管理職責。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作為全國性的互聯網金融行業的自律組織，自2016年成立以來按照國家關于社會組織改革發展的要求和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的部署，切實發揮統計監測、登記披露、信息共享、舉報受理等基礎設施作用，深入推進行業自律管理和標準規則建設，扎實開展從業機構和金融消費者風險教育，取得了積極的成效，也積累了寶貴的經驗。第一，行業自律監管機構應發揮好監管與市場的橋梁紐帶作用，不斷完善相應的自律要求，如行業綜合利率水平、服務收費標準、數據合規使用、貸款催收規范等。第二，可以參照中國證監會對金融科技公司建立“備案制”的做法，將技術實力強、數據流量高、經營合規度較好的機構納入備案，推動行業“扶優汰劣”。第三，建立數據定期報送機制，動態掌握助貸機構數量、助貸行業規模、不良貸款變化、助貸業務風險敞口等，真正做到“心中有數”。第四，引導行業企業內部制定包括合規標準、合規工作流程、專項合規制度等規范性文件，全面提升行業從業人員合規意識，推動行業高質量發展。第五，探索開展助貸行業評級，構建行業評級分類管理體系，監管因勢利導，提升行業合規意識。
（四）壓實助貸機構責任，加強消費權益保護
助貸機構與金融機構在提供普惠金融服務方面是業務合作和分潤關系，也應當在金融消費者權益上發揮責任主體作用。目前，監管體系以強化金融機構主體責任為原則，對平臺貸款業務流程作出細致規定，如在業務形式上要求突出銀行等金融機構和資金提供方直接對客表達，減少“中間商賺差價”，提高了金融消費者的權益保護水平。但相關政策也極大地限制了合作機構的業務空間，不利于明確助貸業務風險承擔和相關業務開展，而實際上助貸機構特別是一些大型互聯網平臺公司，在數據合規、風險定價、消費者保護等方面相較于金融機構而言具備更強的技術實力。建議在政策上按照“誰收費、誰承擔風險責任”的原則，進一步對助貸機構的風險控制、風險承擔等行為做出明確規范，推動助貸機構在承擔更大責任的基礎上擴大業務規模，讓消費者享受到更廣范圍的服務。在壓實助貸機構責任的基礎上，監管機構還可以進一步借鑒美國助貸行業監管“不行動函”等模式，降低助貸機構在業務創新中所承擔的監管成本，推動更多有利于消費者的互聯網借貸等金融創新。
（五）搭建智能監管平臺，提升金融監管效能
助貸行業本身具有顯著的金融科技屬性，大量利用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等金融科技，以提升行業效率和服務能力。隨著金融與科技的深度融合，助貸行業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的周期越來越短，覆蓋大范圍人群的能力越來越強，相應風險的積累程度和傳播速度也被放大，對監管的及時性、有效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與助貸行業創新發展和風險特征相適應，我國對助貸行業的監管也需要強化監管科技應用，提升對行業風險的態勢感知能力和技防能力。建議中央監管部門和助貸行業發達的地方構建和升級智能化金融監管平臺，對助貸行業實現全面有效覆蓋，將助貸行業市場主體全部納入監測名單，充分應用信息科技手段構建常態化金融風險監測機制，實現對相關金融風險的早預警、早處置，提高監管部門對助貸行業的管治效率。
（六）治理助貸行業亂象，維護健康金融生態
助貸行業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也表現出“野蠻生長”特征，出現一系列亟須整治的行業亂象。如在貸后催收環節，一方面，助貸業務貸后催收中存在超出一定規范的“暴力”催收行為，容易演化成惡性社會事件；另一方面，惡意逃廢債突出、職業投訴人猖獗、反催收聯盟泛濫等客觀問題也不容忽視，尤其是許多借款人以信訪投訴為手段，通過政府向助貸機構施壓，達成“減債、逃債”等目的。為維護助貸行業健康發展環境，應對貸前、貸中、貨后各環節的違法犯罪行為予以嚴厲打擊。針對惡意逃廢債問題，應進一步協同金融、工信、網信、市場監管、公安、信訪以及法院、檢察院等多部門，加大對“職業代理人”“反催收聯盟”等行為打擊力度，特別對其在頭部平臺、互聯網公開宣傳相關“經驗”的行為進行專項整治。此外，對涉金融類信訪投訴事項，在信訪考核中應區別對待，防止形成“反向激勵”，破壞市場化、法治化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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