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深港文化合作 擴大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

過去四年是極不平凡的。今年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頒布、粵港澳合作和大灣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的第四年。過去四年，粵港澳合作和大灣區建設受新冠疫情以及其他因素影響遇到不少梗阻和掣肘，但粵港澳三地克服種種困難，勠力同心、協同推進，取得了積極成果。

一、深港合作新特點

道雖阻，行則將至。作為大灣區中經濟體量最大、各類資源要素和文化互動最為頻密的香港和深圳在粵港澳合作和大灣區建設中更是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過去四年，在粵港澳大灣區上升為國家戰略的背景下，深港合作呈現出一些新情況、新特點。

一是香港主動向北、聯深融灣，更加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過去四年讓香港充分意識到加強深港合作、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性和緊迫性。2021年10月，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以“雙城三圈”空間規劃設想全面向北對接深圳發展成熟和創新活力片區，“讓北部都會區發揮超越地理界線的限制，與廣東省、深圳市和大灣區產生協同效應”。特區政府還特別成立了由行政長官李家超任組長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而制定進一步打通大灣區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工作計劃和優次排序是其一項重要職責。

二是深圳向南呼應、未雨綢繆，持續推進深港口岸銜接地區提升發展。過去四年，受疫情防控影響，深港口岸客流、物流通關量驟降，但深圳對于口岸基礎設施“硬連通”以及深港口岸銜接地區的規劃建設始終穩步推進。其間深港蓮塘/香園圍口岸正式開通，深圳皇崗口岸啟動重建、羅湖口岸片區加快改造升級以及“羅湖深港口岸經濟帶”“沙頭角深港國際消費合作區”等設想紛紛提出，上述這些不僅積極回應了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戰略，而且也為后疫情時代深港更加緊密的互動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是國家支持、港深協力，共同推動規則機制“軟連通”不斷破局。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四個中心城市”的獨特城市群，因此，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各類要素資源有序流動有賴于粵港澳三地不同規則機制的銜接。過去四年，深港在國家和廣東省的支持下，在推動規則制度的銜接方面做了大量有益探索、積累寶貴經驗。例如，目前“港澳藥械通”試點目錄擴大到19種藥品、11種醫療器械，近期深圳又新增了3家試點醫院。深圳國際仲裁院創新體制機制，邀請深港兩地專業人士組成理事會，目前化解國際商事糾紛金額已居亞洲第一、全球前三。深圳前海法院引入香港地區陪審員參與跨境合同糾紛審理，龍華法院掛牌成立了全國首家涉外涉港澳臺家事審判中心等。

二、深港文化推廣齊心合力

此外，深港也始終共同推動和保持文化合作和治理“心連通”。深港兩地山水相連、人文相親，不僅傳統文化上同根同源，而且近年來，“中西合璧”的香港與“五湖四海”的深圳也在共同推廣深港雙城文化方面齊心合力。例如：深港兩地政府、民間共同推動創辦的深港城市建筑雙城雙年展，至今已連續成功舉辦9屆，成為匯聚國內外最新城市發展和建筑規劃理念和實踐、深港聯合向外展示雙城魅力和影響力的重要平臺。應該說，深港文化合作和治理的空間巨大。

一方面，香港是中西文化薈萃、多元文化共融的國際大都會，每年舉辦的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國際電影節、香港國際影視展等早已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文藝盛會，而去年6月底建成開館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更是為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增添了“國之重器”。

另一方面，深圳正在加快打造更具全球影響力的經濟中心城市和現代化國際大都市，致力于“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文化高地”，而“新時代十大文化設施”也在加快施工建設。深化深港文化合作和治理不僅有利于帶動和提升整個大灣區的多元文化發展，而且也能更好地發揮深港在促進中外文化交流、促進中外文明互鑒，擴大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等方面的橋梁和紐帶作用。

三、深港攜手“三個典范”

大道至簡，實干為要。目前，香港正處于由亂及興的新的歷史起點，而深圳也被國家賦予“先行示范”的使命責任，深港攜手可以“三個典范”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一是成為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典范。進入后疫情時代，香港作為全球自貿港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將逐步恢復，深圳也將加快建設全球領先的先進制造業中心。如果深港兩地在科創、教育、經貿、金融、人才等方面的差異性優勢能夠有機結合、形成1+1＞2的化學反應，就能開辟更多發展新領域、新賽道，塑造更多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從而構建起更具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也將帶動整個大灣區的高質量發展。

二是成為大灣區高水平開放的典范。在國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如果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與深圳作為雙循環重要支點的獨特功能能夠互補疊加，不僅可以為深港兩地拓展更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市場空間，并且也能帶動大灣區和國家更高水平的開放。

三是成為大灣區高效能治理的典范。深港一直都有共商共治的好傳統，例如，深港兩地政府共同治理深圳河40年，攜手共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特色鮮明的合作模式和運行機制。隨著香港“北部都會區”的規劃實施，深圳河“一河兩岸”以及從深圳灣到大鵬灣廣大深港銜接地區（涉及深港口岸以及前海、河套、沙頭角等區域）也將成為“宜居宜業宜游優質生活圈”建設的最重要區域，由此在跨境交通、產業發展、康樂旅游、生態環境、民生服務、社會文化等領域都將產生一系列共同治理議題，如果能將深港之間已經成熟的共同治理經驗以及深圳經濟特區立法權、深圳先行示范區改革自主權等統籌利用好，就能將“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轉化出更大的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