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深港歷史 邁向未來的“雙向開放”

文｜明亮 深圳市七屆人大代表、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城市化研究所

嘉慶《新安縣志》修纂于清朝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是我國古代最后一部記載新安縣（涵蓋今深圳、香港絕大部分地區）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等各方面狀況的官修志書。它向我們全面展示了200年前乃至更早時期深港的“昨天”，重溫那段歷史不僅是為了追憶懷古，而且希望借由其中的點滴片段、凝視反思，更好地“遇見”深港的未來。

一、海防策略令深港地位凸顯

嘉慶《新安縣志》真實反映了明清以來深港區域功能的變遷。唐宋元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中斷，深港的海防功能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先是明太祖朱元璋看到“海防”漏洞，自主設衛、所加強對倭寇、海盜、番夷等的防范。洪武十四年（1381年），“置南海衛于廣州東莞縣，及大鵬、東莞、香山三守御千戶所”，其中東莞、大鵬守御千戶所皆設在深港（今深圳南頭古城、大鵬所城），東西兩座所城皆為“海防”要塞。開筑所城的同時，還在深港地區設置了11座墩臺，作為所城的附屬設施。嘉慶《新安縣志》專列“海防略”，詳細記載了明清年間深港嚴峻的海防形勢。“正德年間，番彝佛朗機入寇，占據屯門，海道汪鋐平之”“厥后，隆慶三年，海賊曾一本入寇。四年，倭寇流劫鄉村”“崇禎年間，艚賊李魁奇、劉香等相繼入寇”。到隆慶六年（1572年），廣東巡道劉穩認為，“邑原隸東莞，離治百余里，倭彝海寇，往往為患”，于是上奏朝廷建議獨立設縣。萬歷元年（1573年），新安（取“革故鼎新，去危為安”之義）從東莞縣析出獨立置縣，深港因海防需要而有了獨立“編制”。

然而，清朝初期的遷界之舉，成為了海防策略走向極端的標志。“國朝康熙年間，亦以海氛未靖，故有遷界之舉”。所謂遷界就是清廷為徹底切斷東部沿海地區與臺灣鄭式武裝集團的海上聯系，下令在沿海地區劃定一個瀕海范圍（從瀕海三十里左右，到瀕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二三百里不等），設立界碑甚至修建界墻，強制處在這個范圍內的沿海居民向內遷移。“遷界”之舉對地處珠江口和對外海上通道上的深港無疑沖擊巨大。“先是，新安奉遷，民之流離，甚于他邑”。嘉慶《新安縣志》記載，“康熙元年二月，大憲巡邊立界，邑地遷三之二。三月，差總兵鎮曹、總統馬督同營兵析界，驅民遷入五十里內地。”“民初不知遷界之事，雖先示諭，而民不知徙。及兵至，多棄其貲，攜妻挈子以行，野棲露處，有死喪者，有遁入東莞、歸善，及流遠方不計道里者”。當時的新安縣也由于一遷再遷，在康熙五年（1666年）甚至直接“撤編”，并入東莞縣。時任廣東巡撫王來任巡視新安時看到，“漁鹽場荒廢、田園破敗，村落十室九空，凄慘景象不堪入目”。其本人也由于同情遷民、執行政策不力，被罷免官職。他在臨終前的奏疏中直言，“粵負山面海，疆土原不甚廣。今概于海濱之地，一遷再遷，流離數十萬之民，每年拋棄地丁錢糧三十余萬兩”。但直到三年后的康熙八年（1669年），“復界”才姍姍而來。“展界，許民歸業”“民踴躍而歸，如獲再生”，同時新安縣治得以恢復。

二、百余年的穩定發展

從康熙八年“復界”后到嘉慶年間大概歷經150年，其 間再無極端“遷界”之舉，因此，深港經濟社會都得到了較快恢復發展。首先是海域疆土得到重視。康熙《新安縣志》中對“疆域”的認知還停留在“抵海而止”。但嘉慶《新安縣志》中已經徹底扭轉，“唯新安一縣，內洋島嶼，下有居民，與他所不同”。因此，深港絕大部分地域特別是相關海域、島嶼等已經作為一個整體納入“疆域”。“邑地廣二百七十里，袤三百八十里”“北至羊凹山八十里，與東莞縣缺口司分界”“南至擔桿山海面三百里，外屬黑水大洋，杳無邊際”。其次是人口數量迅速增加。人口數量是反映我國古代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穩定程度的最重要指標之一。嘉慶《新安縣志》記載，“康熙元年、三年兩奉遷析，尚存人丁二千一百七十二口”。“復界”后經過百余年的休養生息和開放發展，新安縣人口已經達到之前的百倍，到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全縣人口已增加到225979人，為歷史上人口較多的時期。再者是社會氛圍較為包容。“復界”后，大量土、客籍居民紛紛返遷墾殖，深港很多區域都漸漸形成土、客雜處的基本格局。嘉慶《新安縣志》中也開始對土、客村莊進行分類記錄，當時村莊增至865個，其中“客籍”村莊達345個。到1840年代，香港島被割讓前，香港地區（香港島、九龍、新界）已經是圍頭話（屬粵語莞寶片）、客家話、水上話、客家圍頭、客家水上等各種方言均有覆蓋的局面。而深圳很多地方也呈現出“半是粵民半是客，半是河湖半是山”的土、客村落交織分布特點。

但非常遺憾的是，僅僅又過了20多年，這次“復界”開放戛然而止。隨著香港島、九龍、新界和鄰近兩百多個離島等先后被割讓或強租，深港又一次成了被動海防的前沿。

三、開放，才能蹄疾步穩、勇毅篤行

今天深港兩座現代化、國際化的大都市共同站在了大灣區時代新的啟航點。回顧嘉慶《新安縣志》中所反映的深港“昨天”，給我最大的觸動莫過于海防極端化的遷界之舉，以及“復界”開放后給深港帶來的穩定和發展。這些對深港未來的發展可能有如下一些啟示。

一是如何彰顯海洋時代的雙城擔當。深港皆因海而興，如今兩座城市都在主動面向海洋、擁抱海洋。深圳建設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宏偉藍圖，香港也越來越積極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倡議。正如當年“海域疆土”得到充分重視，今天“海洋經濟”“海洋文化”“海洋文明”應該成為深港兩座城市未來發展的一個共識和方向。

二是如何建設近悅遠來、開放包容的移民城市。深港都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如今依然廣受國內外各類人才的關注和青睞。今天的信息社會對人口素質、技能、創新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否保持人口數量、結構的穩定、優化以及社會不同階層的有序流動是深港未來發展必須面對和回答的重要課題。

三是如何暢通逆全球化時代的雙向開放。當下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逆全球化思潮和行動還在持續。深港作為大灣區具有全球一定影響力的姊妹城，更應從“昨天”中吸取經驗教訓，繼續保持對外開放的姿態，加快對外開放的步伐，蹄疾步穩，勇毅篤行！深港都是全球開放時代的直接受益者，如今兩座城市的經濟總量已經接近，從過去經濟領域的開放邁向未來全方位、多領域的“雙向開放”尤為重要。唯有如此，兩座城市蘊含的潛力才能被釋放、活力才能被激發，才能取得“1+1＞2”的最大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