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正遭受空前嚴峻的考驗。短短兩月之間，疫情波及五個大洲，全球股市一瀉千里，工廠交通停業停航，旅游勝地門可羅雀，街巷商鋪閉門謝客。在這場抗疫斗爭中，地無分南北，國無問貧富，無人能夠置身事外。千鈞一發之際，各國倘能攜手共濟，擱置紛爭，賦權于全球治理機構，合力采取斷然措施，尚有希望挽狂瀾于既倒，剎停病毒的全球擴散。然而，從疫情爆發兩個月來的國際局勢看，新冠病毒疫情從多方面暴露了當前全球治理體系中的深層次問題。
一，新冠病毒暴露全球治理體系深層問題
1，全球治理體系“無政府”的特點與既有思維模式，使得各國在大規模傳染病面前陷入互不信任的“囚徒困境”。
具體而言，國際關系的最突出特點是“不存在世界政府”，國與國之間互不統屬，難以消除對于對方的猜忌和提防；一旦危機來臨，各國為了維護自身短期利益，以鄰為壑之舉便層出不窮。故此，今年一、二月間，在中國感染人數迅速爬升的時刻，部分國家趕忙限制對華口罩和醫療用品出口；而當疫情侵入歐洲之時，歐盟多個成員國爭相“截胡”運往意大利的口罩。在科學家爭分奪秒研制疫苗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竟向德國一家制藥公司提出“買斷”其開發中的新冠肺炎疫苗“專供美國使用”。隨著疫情的擴散，多個產糧國紛紛出臺農產品出口禁令，使全球糧食供應鏈遭受巨大壓力。以上種種，都是無政府狀態下各國政府“囚徒思維”的突出體現；這不僅阻礙了國際合作抗疫的實現，亦同時對全球經濟造成更嚴重的破壞。
2，當前的全球治理體系過度依賴超級大國的帶領作用。
一旦超級大國奉行孤立主義，不愿意或者疏于承擔先前的國際責任，國際治理體系便陷入群龍無首的狀態，各國紛紛“自掃門前雪”，使得疫情進一步惡化。美國作為當代唯一的超級大國，在包括防疫機制在內的全球治理體系中地位舉足輕重。回溯歷史，美國布什政府為抗擊艾滋病，于2003年建立了全球性的“總統艾滋病緊急計劃”，投入經費高達900億美元。同年“非典”流行期間，美國政府向中國捐款五十萬美元，并在疫情結束后推動美中兩國衛生部門建立了“合作伙伴關系”；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爆發后，奧巴馬政府明確提出“保護美國安全的最好方法就是在源頭遏制疫情”，積極援助受災國家，并向疫區派遣了大量軍事和醫療救助人員，其中僅美國疾控和援助系統的人員就達到三千余名。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特朗普政府在新冠疫情爆發后長期作壁上觀，從未向中國提供過實質性的資金及援助；面對疫情在世界范圍內的擴散，特朗普對協調各國抗疫毫無熱情，其防疫政策僅有一招“封”字訣。而當局相繼封鎖了美中、美歐、美加和美墨之間的人員往來后，發現疫情并未隨之消退，即開始在宣傳中故意稱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企圖“甩鍋”中國。超級大國拒絕承擔國際防疫的領導責任，使得國際恐慌情緒蔓延，各國爭相自保，紛紛仿效美國封鎖邊境，導致國際航班大范圍取消，跨國抗疫協調與物質運送困難重重。然而，吊詭的是，美國拒絕承擔防疫領導責任的決策并未能確保自身安全。截至目前，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已超過中國，位居世界第一；3月16至22日的一周之內，美國高達328萬人申請了失業保險，刷新了1967年以來的紀錄，使得之前美國商務部長羅斯的“新冠肺炎有助美國就業論”慘遭打臉。
3，全球治理機構在應對重大疫情時顯示出能力“天花板”，其協調抗疫的能力遭受掣肘。
自一月份COVID-19爆發以來，盡管有世界衛生組織的積極介入和推動，國際社會仍然無法阻止疫情升級至全球大流行階段。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以聯合國、世衛組織為代表的全球治理機構只能通過呼吁、建議的方式協調成員國行動，而其能力的“天花板”取決于各國是否積極配合。當國際政治環境有利于各國互信之時，有效的協調較易實現；而當疑外排外思潮在國際上漸趨流行之時，國際機構的協調能力便大大降低。
本次疫情爆發之際，正逢中美關系的歷史低點；西方“疑華”勢力樂見中國暴發疫情，強烈希望“借疫制華”，認為這是打擊中國經濟和削弱中國影響力的絕好機會。故此，當世衛組織肯定中國大力度的“封城”和抗疫舉措時，西方不少政客和觀察家難以接受，便批評世衛組織“偏袒中國”，并為世衛總干事譚德塞扣上“親華”帽子。而當世衛組織宣布COVID-19構成國際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后，部分國家迫不及待地限制中國公民入境，全然不顧世衛組織反對各國對中國實行旅行禁令的專業建議。當疫情在歐美開始擴散，世衛組織強烈呼吁各國加強檢測隔離之時，一些當事國依然置若罔聞，白白浪費了寶貴的防疫時間窗口。由此可見，以世衛組織為代表的全球治理機構在本場疫情中碰到了能力瓶頸——在主要大國互信降低的環境下，現有的全球治理機構很難有效組織各國共同應對威脅，且無法避免抗疫問題的政治化。
二，“戰疫”斗爭擴大到全球，中國應努力推動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
當前，中國境內原發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但全球其他地區的抗疫形勢膠著，感染人數呈持續上升趨勢，國際社會抗疫任務依然艱巨。3月21日，習近平在就新冠疫情致法國總統馬克龍的慰問電中，首次表達了要與法方共同“打造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意愿。26日，習近平主席在G20領導人特別峰會的發言中提出了有關國際防疫的四點倡議，即“打好全球阻擊戰”，“開展聯防聯控”，“支持國際組織發揮作用”與“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面對百年來最具威脅的流行病，在不少國家經歷“至暗時刻”的關頭，習近平主席的倡議正當其時。
在全球抗疫的關鍵時點，中國積極推動打造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有利于克服各國在當前抗疫中“各自為政，各行其事”的狀況；有利于中國在超級大國領導缺位的狀況下在國際衛生健康領域建立更強話語權；有利于加強以世衛組織為代表的國際治理機構在全球防疫斗爭中的協調職能。這是中國改革全球治理體系的重要嘗試，更是中國國家利益所系。事實上，若新冠疫情得不到控制，全球供給鏈和人員流動恐長期癱瘓，世界經濟無異于遭受病毒的“降維打擊”；而與世界經濟緊密聯系的中國在全球“大停擺”面前勢必無法獨善其身。故此，中國“抗疫”不能止步于國門之內，而是應該秉承共同體精神，積極參與全球疫情防控，早日遏制病毒在全球的擴散趨勢。為此，筆者有以下政策建議：
1，發揮產能優勢，快速而高質量地向疫區國家提供口罩等醫療產品的援助與出口，解除其燃眉之急，為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提供物質保障。
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口罩生產國，也是最大的醫療產品和藥品生產國之一；應抗疫需要，目前中國的口罩及相關醫療產品的產能已經擴充到疫情之前的數倍。在當前國內防疫形勢穩中向好的形勢下，中國完全有可能加大對疫區國家的醫療用品援助與出口，為緩解全球性醫療器材短缺做出貢獻。
事實上，中國目前援助歐洲的口罩已經在當地引發巨大社會反響，不少受援國的領導人和民眾為此表達了由衷感激。正因如此，一些西方政客和觀察家將中國的援助之舉稱為“口罩外交”“口罩宣傳”，抨擊中國“借口罩達到政治目的”。這恰恰從反面證明了我國向疫區國輸送醫療產品是行之有效的做法。無論別人如何曲解，我國應堅持向疫情最為嚴重的國家提供醫療物質援助；同時鼓勵企業將擴大生產的口罩等醫用產品銷往國外，以滿足全球抗疫需求。在此期間，應完善相關法規和質量檢測標準，確保輸往各國的醫療物質符合防疫標準，維護中國的聲譽與國家形象。應加強與美國的雙邊溝通，發揚人道主義精神，幫助美國解決醫用防護用品奇缺的難題，將新冠肺炎危機視為美中關系破冰的一個契機。
2，建立制度自信，善于總結中國防疫階段性勝利所取得的成功經驗，并以專業意見的方式向國際推廣，在抗疫模式方面樹立典范作用。
我國是世界上首個遭到新冠病毒侵害的國家，也是迄今唯一一個在經過疫情大爆發后成功遏制住原發疫情并大規模復工復產的國家。中國在抗疫過程中的經驗，對世界各國的防疫策略制定具有極其寶貴的借鑒價值。應組織防疫專家和學界力量，盡快歸納出中國防疫模式的精髓和可復制之處，并將之作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識中心的重要部分，向所有國家開放。
自中國一月份對武漢等地實行大力度防控隔離措施以來，外國媒體對中國防疫措施的政治化解讀層出不窮；其大意無非是指隔離措施“侵犯人權”，認為中國的防控措施在疫情已經爆發的情況下于事無補。然而，當疫情在歐美各國愈演愈烈，越來越多的觀察家和學者開始注意到中國抗疫模式的成功之處。隨著中國開始大規模復工復產，西方各國政府亦開始逐步意識到，盡速控制疫情乃是重啟經濟的唯一辦法；而欲以最快速度控制疫情，實行果斷隔離政策并充分發揮國家調度、基建、救災力量的中國模式可能是唯一的選擇。由此，我們自己應對中國的抗疫模式充滿信心，并努力將之發展成為具有普世意義的防疫模式，為未來應對新的全球傳染病做好準備。
3，賦能于國際治理機構，推動國際群防群控體制的建立。
如前所述，世衛組織在本場疫情中盡管不斷試圖協調各國抗疫，但仍未能阻止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究其原因，以世衛組織為代表的全球治理機構的能力存在瓶頸，在國際政治環境不利的狀況下很難發揮作用。有鑒于此，我國應將進一步賦能于世衛組織作為建立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重要一環。經過功能強化后的世衛組織應該擁有更快的介入和響應速度，能夠更迅速地調配世界各地資源援助受災國家。
國際化群防群控機制的實現，理應成為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重要目標。從當前局勢來看，中國可嘗試與日本、韓國加強合作，率先在東亞建立跨國疫情群防群控機制。在大國間普遍缺乏互信的今天，中日韓三國面對疫情卻展現出空前的共情能力；民眾的互贈口罩、漢詩交流與踴躍募捐為三國加強防疫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民間基礎。而地理位置的相鄰、緊密的產業聯系與頻繁的人員往來使得三國之間的防疫合作尤為必要。故此，在共同的“戰疫”斗爭中，我國應加強和日、韓的衛生合作，建立一體化的防疫響應機制，并將共同防疫機制的建設作為促進中日韓互信和全面合作的一條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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