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幕下,廣州白鵝潭大灣區藝術中心華燈初上(新華社記者 劉大偉 攝)
2025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經濟大省要挑大梁為全國發展大局作貢獻。粵蘇同作為我國重要的經濟大省,在區域帶動、深層次改革、高水平開放和踐行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方面一直走在前列。近期,兩省公布了2025年上半年經濟運行狀況,去年在《粵蘇上半年:經濟增長與發展模式比較》一文主要探討了兩省經濟數據背后發展模式的差異,本次仍繼續從2025年經濟數據著手,再從產業結構和雙循環等多視角剖析兩省在當前國內外環境下展現出的差異化增長勢能,以期為探討經濟大省“挑大梁”路徑提供參考。
一、粵蘇經濟總量進一步縮小,但關鍵指標上廣東仍具優勢
一季度經濟數據顯示,粵蘇兩省經濟總量差距顯著收窄。 廣東省GDP達33525.51億元,同比增長4.1%,增速同比回落0.3個百分點;江蘇省GDP為33088.6億元,增長5.9%,增速同比亦回落0.3個百分點。江蘇GDP總量已達廣東的98.7%,較上年同期提升0.3個百分點,兩省差距縮小至436.91億元,為近六年同期最低值。產業層面,江蘇一、二、三產增速均領先廣東, 尤以工業為甚,如規上工業增加值江蘇增長8.2%、廣東3.9%,制造業江蘇增長8.8%、廣東4.4%。需求側“三駕馬車”也存在鮮明差異, 固定資產投資江蘇微增0.4%,廣東則下降6.2%;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江蘇增長5.6%,廣東增長2.5%;外貿進出口江蘇增長5%、總值1.36萬億元,廣東增長4.2%、總值2.14萬億元。
表1 近六年來廣東和江蘇省一季度GDP總量對比(單位:億元)

上半年經濟數據顯示,粵蘇兩省總量差距持續收窄至近六年最低。廣東GDP為68725.40億元,同比增長4.2%,增量為3482.9億元;江蘇GDP達66967.8億元,增長5.7%,增量3641.5億元;相比之下,江蘇增速更快增量更多。此外,江蘇GDP總量相當于廣東的97.44%,兩省差額縮小至1757.6億元。產業層面,江蘇工業、服務業增速均領先廣東,農業增速持平; 其中制造業增長江蘇(7.9%)顯著高于廣東(4.5%)。需求側“三駕馬車”分化明顯, 固定資產投資廣東下降9.7%,江蘇降幅較小為-3.9%;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江蘇增長5.0%,廣東3.5%;外貿進出口江蘇增長5.2%、總值2.81萬億元,廣東增長4.0%、總值4.55萬億元。
表2 近六年來廣東和江蘇省上半年GDP總量對比(單位:億元)

從年度經濟數據來看,2024年 廣東省GDP達141633.81億元,江蘇省GDP為137008億元,兩省差額為4625.81億元。江蘇GDP總量相當于廣東的96.73%,占比相對2023年提升2.23個百分點。 縱向對比可見,自2019年兩省GDP差距達到峰值9330.1億元后,年度差額有逐步縮小的態勢。

圖1 歷年粵蘇兩省年度經濟總量差值
但從關鍵指標來看,盡管2025年一季度和上半年以來,江蘇的GDP總量快速攀升,與廣東的差距逐漸縮小,但從經濟、金融、財政、科創、交通運輸、人口多方面來看,廣東省的綜合實力更勝一籌(具體見下表)。

二、粵蘇差異化增長勢能的背后
本部分主要探討兩部分內容,一方面是近年來為何江蘇的增長勢頭(增量經濟)如此強勁;另一方面則是面臨江蘇的快速追趕,為什么廣東仍能在眾多關鍵指標獨具優勢。
一是江蘇經濟增長動能強勁的核心在于其產業結構展現出的強大系統韌性,以及在“雙循環”發展格局下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從產業結構來看,按聯合國41個工業大類標準(含采礦業7個、制造業31個、公用事業3個),江蘇覆蓋40個工業大類,廣東覆蓋39個;制造業大類兩者均實現全覆蓋,且廣東省在電子信息制造、汽車、電氣機械等15個行業規模位居全國第一,其萬億級產業集群數量(9個)也遠超江蘇(5個)。盡管廣東在行業規模和集群數量上具有相對優勢,但江蘇的工業增加值卻長期領先,關鍵在于兩省產業結構差異。一是廣東9大萬億級集群中近半數為輕工紡織、食品、家具建材等傳統產業,其數字化與綠色化轉型較慢,增長潛力有限且附加值不高;二是廣東產業集群以終端組裝和消費導向型為主,如電子信息、家電、紡織等高度依賴全球供應鏈分工,在當前全球電子消費需求波動、供應鏈重構的背景下,工業增長易受到外部因素影響;三是電子信息產業“一業獨大”(約為第二大產業集群規模的兩倍),城市之間圍繞主要產業集群同質化布局上下游產業鏈,而江蘇所擁有的14個國家先進制造業集群則分布在全省13個地市,形成了南京(軟件信息)、常州(新能源)、無錫(物聯網與集成電路)、連云港(石化)等“一市一業”的特色產業生態,布局更均衡、韌性更強。

從“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來看,江蘇地處我國東部沿海中心、長江經濟帶與南北通道交匯點,兼具內循環樞紐與外循環門戶的雙重優勢。其發達的水陸空綜合交通網絡如擁有長江黃金水道、高鐵網密集,使其向北向南向西的國內物流成本都較低,能夠高效連接長三角、京津冀及中西部市場,在國內大循環中可謂是如魚得水。而廣東作為外循環的傳統“橋頭堡”,對于國際市場國際需求的依賴程度高。在當前全球貿易環境不確定性增加、外需收縮的背景下,廣東的外貿增速相對承壓。此外,雖然廣東外貿體量仍保持領先,但增速相對趨緩并且連接內陸腹地的內循環網絡在效率和成本上相較江蘇處于不利地位,可能導致廣東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發展期面臨更大經濟增長壓力。
二是盡管面臨追趕,廣東能在經濟、金融、科技等關鍵指標上持續領先的核心密碼,是植根于“成于開放、立于開放”的開放基因所孕育出的“動態進化”能力。廣東自古就是我國對外經濟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開放早已內化為廣東經濟體系的底層邏輯并展現出獨特的靈活性和動態適應性——深度嵌入全球市場前沿、能夠敏銳捕捉需求變化與技術迭代,從而快速調整產業航向,在復雜波動的外部環境中維持動態平衡。更重要的是,長期的開放實踐培育出強大的吸納力與包容性,構筑了一個“海納百川”的生態系統:全球資本、頂尖人才、前沿技術、多元文化在此交匯碰撞,任何要素都能找到融入的接口并迸發出創新火花。正是這種由開放基因衍生的“靈活應變”與“廣納百川”特質,有效對沖了產業結構和內循環網絡的相對約束,更持續轉化為強勁的內生創新動能、高度活躍的市場主體和極具吸引力的要素集聚平臺,最終塑造了廣東在更多關鍵指標上的綜合優勢。
三、推動廣東省經濟增長的三點思考
面向未來,廣東亟需將長期積累的深厚基礎進一步轉化為促進增長的發展新動能,可重點在以下三方面發力突破:
一是以十五五規劃為引領,加速傳統優勢產業轉型升級與新興動能培育。重點推動輕工紡織、食品、家具建材等萬億級傳統集群向智能化、綠色化、高端化躍升,通過大規模技術改造、設計賦能和品牌建設提升附加值。同時,利用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優勢,深化與港澳在基礎研究、原始創新上的合作,戰略性加大對新能源、生物醫藥、高端裝備、新材料等未來產業的投入和政策支持,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新興產業集群。借鑒江蘇“一市一業”發展經驗,優化省內產業布局,依托城市資源稟賦和獨特優勢,構建多元支撐、更具韌性的現代產業體系,將規模優勢轉化為增長動能和效益優勢。
二是緊抓2025年粵港澳全運會戰略契機,打造“長周期經濟鏈”。把握2025年全運會戰略機遇,全流程設計“賽會經濟”。賽前以場館建設帶動大灣區基礎設施升級和優化,打造高效“一小時賽事圈”;賽中融合“賽事+文旅+商業”,通過購物節、跨境消費券等激活餐飲住宿、文體消費;賽后創新場館可持續運營模式,轉型為區域數字體育中心、國際會展平臺,帶動場館資源持續利用。通過全流程規劃,將賽事超級流量轉化為產業升級、城市更新和消費能級躍升的持久動能。
三是兼顧內外循環網絡建設與區域協調發展。內循環方面,積極推動跨省重大交通基礎設施如高鐵、高等級航道、智慧物流網絡的互聯互通,深化與泛珠三角、大西南等區域的產業協作和市場鏈接,廣泛拓展經濟腹地。外循環方面,著力優化外貿結構,擴大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大力發展數字貿易、服務貿易等新業態。健全貿易摩擦與供應鏈風險應對機制,支持企業開拓多元化國際市場。同時,促進內外貿規則對接與要素高效流動,實現內外循環深度互促、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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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院港澳及區域發展研究所與香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組成聯合研究團隊,成功獲批香港特區政府特首政策組“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項目《“北都大學教育城”在教育與研究領域的定位及深化大灣區產業聯動策略研究》。 該項目聚焦香港特區政府重點發展的北部都會區國際教育樞紐建設,通過系統分析全球知名大學城的成功經驗,深入研究教育城各功能片區的差異化定位、跨境產學研融合機制及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產業協同路徑,旨在提出具有實操性的政策方案,為特區政府優化教育城頂層設計、強化高端人才培養功能、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提供決策參考。該項目的成功獲批也將助力我院持續深化粵港澳戰略議題研究能力,研究團隊將通過扎實的調研與創新性政策建議,為北都大學城建設、區域教育-產業-人才協同貢獻智庫力量。 (薛楊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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