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進出口總值來排名，中國外貿的十強城市，大多數來自東部沿海地區。沿海，意味著更靠近國際市場，也意味著能夠更快速地察覺潮水的流向，更切身地感知外貿的冷暖。

上海與深圳，歷來是中國外貿城市中兩顆最耀眼的明珠，一顆落在黃浦江邊，一顆綴于深圳灣上，在“外貿第一城”的競逐中相互促進，共同成長。最近，各大城市今年前4個月的外貿數據出爐。深圳進出口總值達1.41萬億元，并以0.02萬億元的微弱優勢領先于上海，在時隔近十年后重新贏得進出口總值第一的桂冠。

這一變化，不僅是兩座城市貿易主體的差異所致，也透露出在當前新形勢下，外貿方式的不同、外貿伙伴的構成都將直接影響進出口的表現。對于外貿城市而言，如何把握左右潮水流向的變量，是決定自身外貿韌性的關鍵所在。

一、深圳外貿再度躍升全國第一

劉憶楓是一個在深圳做外貿的上海人。2020年，他在機緣巧合之下來到深圳，進入跨境電商行業。幾年下來，整個行業的活躍與熱烈，從業者的靈活與敏捷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上海時，他做過行業調研，比較兩座城市的特點。他告訴記者，上海很多公司本身沒有跨境電商業務，是后期才去拓展的，而深圳自主創業專門做跨境電商的很多，“總體而言，深圳的氛圍更濃厚”。

跨境電商是外貿的一個新興形態，雖不能代表行業全貌，但劉憶楓的感受，正是深圳外貿行業欣欣向榮、突飛猛進的一個縮影。據深圳海關統計，今年前4個月，深圳累計進出口1.41萬億元，同比增長31.8%。其中，出口8933.2億元，增長33.9%；進口5172.6億元，增長28.4%。在外貿十強城市中，深圳的進出口總額和增速、出口額和增速，以及進口增速，均排名第一。

這也是深圳在2015年被上海趕超后，歷經近十年重回榜首。事實上，深圳外貿自今年起就保持著較高增速。海關數據顯示，今年前兩個月及一季度，深圳進出口分別為6751.8億元和1.02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45%與28.8%。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也是深圳十年來同期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

上海海關數據顯示，今年1～4月，上海實現外貿進出口總額1.39萬億元，較去年同期微增0.1%。其中，出口5530.7億元，下降0.4%；進口8359.7億元，增長0.4%。與進擊的深圳相比，上海的進出口總值雖然僅相差0.02萬億元，但增速卻顯示出明顯的疲態。

二、影響潮水流向的四個關鍵變量

對于容易受外部環境影響的外貿行業而言，潮起與潮落的背后往往有復雜的成因。記者多方采訪發現，深圳外貿今年前4個月實現對上海的趕超，也是多重內外變量共同作用的結果。

從內部因素看，第一重變量是貿易的主體。“深圳的民營企業占比超七成，而上海的進出口超過一半都來自外資企業，民營企業占比不到三分之一。相比之下，上海作為外資企業的聚集地更容易受到近些年地緣格局、國際博弈的影響。”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副院長丁浩員在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數據顯示，今年前4個月，深圳民營企業進出口1萬億元，增長高達48%，占深圳進出口總值的71%；同期，深圳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3450.1億元，增長5.3%，比重為24.5%。與之相比，上海民營企業進出口4338.8億元，增長1.6%，占進出口總值的比重為31.2%；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7958.4億元，下降1.8%，比重為57.3%。深圳民營企業進出口的大幅增長，為深圳進出口總額增長提供了最大的增量。

第二，貿易方式也起著重要的作用。最近幾年，深圳跨境電商逐漸發展成為活躍的新興業態，是拉動深圳外貿增長的新引擎。去年全年，深圳跨境電商進出口額達3265億元，同比增長74%；今年一季度，深圳跨境電商進出口額超1100億元，同比增長95%。“去年上海跨境電商進出口超2600億元，同比增長超42%，雖也表現不俗，但遠不如深圳亮眼。”丁浩員說。

嬰兒用品、園藝工具、兒童玩具、手工刺繡、電子設備配件……劉憶楓目前經營著4家亞馬遜店鋪，售賣的品類多種多樣。他告訴記者，由于背靠制造業發達的珠三角，周邊有很多工廠，比貨和進貨都很方便。上海的跨境電商企業往往專攻某一類的產品，品類比較簡單。同時，由于深圳做跨境電商的人特別多，大家對信息非常敏銳，“亞馬遜上有什么新的動向，深圳獲取信息的速度和能力都比上海強”。

第三，是貿易伙伴的差異。深圳的前三大貿易伙伴為東盟、香港地區、美國，前4個月對東盟的進出口增幅高達47.1%。上海的前三大貿易伙伴依次為歐盟、東盟、美國，前4個月對歐盟和美國的進出口分別下降9.9%和3.2%。

近年來，隨著全球產業鏈的加速重構，以及地緣政治的影響，很多中國企業選擇到東盟投資。“東盟已經連續4年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相比上海，深圳與東盟之間的產業鏈、供應鏈融合程度更高。深圳通過對東盟的投資，帶動了中間品貿易的持續擴大，成為深圳進出口增長的重要動力。”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區域發展規劃研究所副所長王振向證券時報記者表示，民營企業是“出海”及對外投資的主力軍，深圳作為民營企業更發達的城市，增長勢頭自然就更猛。

以深圳的新能源汽車民企比亞迪為例，去年比亞迪宣布在巴西投資45億元設立由3座工廠組成的大型生產基地綜合體。對于汽車行業而言，許多國家都會對進口汽車征收高額關稅。在巴西投資設廠，能夠降低當地關稅的影響，提升產品的競爭力。“不在當地投資設廠，可能一輛車都賣不過去。設廠以后，不僅能擴大以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為代表的中間品貿易，帶動供應鏈出海，還能進一步搶占國際市場份額。”王振說。

最后一重變量，從外部環境來看，美國批發商和零售商已明顯開啟補庫周期，制造商庫存也在筑底并有回升趨勢，復蘇的海外商品需求利好中國出口。丁浩員表示，上海外貿兼具進口和出口優勢，出口額長期位居全國第二，進口額多年位列榜首；深圳背靠珠三角，毗鄰香港，擁有規模龐大的制造業和眾多的民營企業，已連續31年成為出口第一大市。在這樣的背景下，深圳將更加受益于其在出口上的突出優勢。

三、外貿城市如何提升自身發展韌性

“其實十年前，深圳也經歷過外貿增速的下滑。當時，深圳進出口相當大的比重是由外商投資企業貢獻的。2014年左右，隨著一批電子信息及勞動密集型產業跨國公司的轉移，深圳外貿經歷了先下降而后再緩慢增長的過程。”王振表示。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外貿的潮水始終在流動，城市間的格局也在不斷重塑。翻閱眾多外貿城市歷年來的進出口數據，城市之間此消彼長的情況不時發生。這樣一場馬拉松式的比賽，考驗的不僅是城市長期發展的積累與后勁，還有快速適應環境變化的智慧與靈活性。深圳與上海的外貿發展格局變化，能夠為外貿城市提升自身韌性帶來怎樣的啟示？

“要以創新不斷培育外貿競爭的新優勢，堅持創新驅動發展，使更多優質產品成為外貿高質量發展的有力支撐。”王振表示。數據顯示，前4個月，深圳出口機電產品6076.5億元，增長18.9%，占出口總值的68%。其中，出口無人機、音視頻設備及零件分別為41.5億元和258.6億元，增速分別達42.1%和25.2%，勢頭迅猛。王振認為，只有創新研發具有競爭力的優質產品，才能滿足國際市場不斷變化的新需求，增強自身的不可替代性。

王振進一步分析，創新不僅指技術創新，還包括商業模式創新。深圳近年來大力培育發展跨境電商新業態新模式，這一點值得其他城市借鑒。記者注意到，在“新三樣”（電動載人汽車、鋰電子蓄電池、太陽能電池）綻放異彩的同時，深圳的“老三樣”（服裝、家具、家電）也成功“翻紅”。數據顯示，今年前4個月，深圳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1203.7億元，增長75.1%。其中，紡織服裝367億元，增長67.3%；家具181.9億元，增長141.2%。王振表示，這除了有海外市場需求提升、歐美補庫存因素的影響外，跨境電商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效用。

深圳與佛山“老三樣”出口“一升一降”的對比，是一個典型的例證。佛山是老牌制造業大市及外貿強市，傳統產業占比高，家具、家電、陶瓷等產品的出口曾是其外貿的名片。但今年一季度，佛山家具及其零件、陶瓷產品、燈具與照明裝置及其零件出口同比分別下降47.5%、51.6%與73.6%，全線“失速”。廣東社科院經濟學研究員丁力對此分析，當前國內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正流向成本更低的國家，佛山傳統產業占比大，抗擊風險的能力相對較弱。同時，佛山的許多工廠更擅長訂單生產，不掌握銷售渠道，在跨境電商異軍突起的背景下，傳統外貿模式更易遭受沖擊。

面對當前復雜的國際環境，持續優化外貿結構、不斷開拓多元化貿易市場也十分重要。“在對外貿易伙伴方面，上海對歐美的外貿依存度已有所降低，對東盟的進出口實現了由降轉增，對其他金磚國家的進出口則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丁浩員認為，東南亞市場近年來增長迅速，具有巨大潛力，非洲市場則因其人口紅利和經濟發展速度提供了新的增長點。未來，上海應乘“一帶一路”東風，努力抓住新興市場快速發展的機遇。

另外，王振強調各地應合理安排對外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過去，很多城市閉口不談對外投資，生怕這會帶來產業轉移和空心化，影響下游最終產品的對外貿易。但近年來，對外投資其實對出口產生了一些促進效應，因為企業對外投資帶來的中間品貿易是拉動外貿增長的重要動力。”王振說，為進一步穩固“外貿第一城”的地位，深圳應打好外貿、外資、外包、外經、外智“五外聯動”組合拳，支持企業在海外布局創新中心、生產基地、倉儲基地、營銷網絡，擴大深圳優勢工業品、時尚消費品的全球市場占有率，不斷增加全球市場“含深度”。（證券時報記者 周春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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