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復蘇”中滬津深三城的責任與擔當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企穩回升的關鍵窗口，作為中國三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上海、天津和深圳應如何圍繞國家重大決策部署，加快構建新的發展格局，在穩定自身經濟發展的同時帶動區域經濟“復蘇”，發揮超大城市對振興經濟的示范引領作用？

近日，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上海社會科學院與天津濱海綜合發展研究院聯合舉辦“第十八屆滬津深三城論壇”。三地與會專家代表就如何促進區域經濟復蘇發展等問題展開務實性研討。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德忠、天津濱海綜合發展研究院院長史繼平在開幕發言中指出，目前，我國面臨著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以及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復雜國際形勢，區域經濟的復蘇既是國家關心的重要議題，也是上海、天津、深圳三地面臨的共同任務。在該背景下，滬津深的經濟發展具有以下共同特點：一是三城都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難和挑戰，但均針對相應問題做出最大努力，盡可能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二是作為經濟大市，三城要發揮中心城市穩經濟、挑大梁的作用；三是在穩定自身經濟發展的同時，三城應發揮好在都市圈、城市群、區域協同中的引擎作用，帶動區域經濟復蘇發展。

同時，他們認為，“十四五”是我國城市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特別是高新技術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將催生出更多的新產業和新模式。因此，如何在嚴峻反復的疫情環境下加快恢復產業鏈供應鏈的正常運轉，不斷重振和提升滬津深三地乃至全國經濟的韌性和競爭力是個值得研究的新課題。作為來自滬津深的智庫，應該認真學習黨的二十大有關報告和決議精神，深入思考，真正發揮智庫咨政建言的重要作用。

一、區域經濟復蘇面臨的新前景與新挑戰

當前，由于受國際地緣沖突、外部需求下滑，疫情反復等因素影響，我國經濟仍面臨著不確定性和下行的壓力。深圳市決策咨詢委員會專職委員劉忠樸、上海社會科學院應用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湯蘊懿、中新天津生態城智慧局調研員彭正陽從各自研究的角度出發，分享其對于滬津深應如何應對區域經濟復蘇及面臨挑戰的看法。

一是科技創新可以為區域經濟復蘇提供新動能與新支撐。在當前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釋放科技潛能將有效加快經濟復蘇。因此要以科技創新贏得發展主動，進一步完善市場在科技資源配置當中的決定性作用，實現科技與經濟融合的重要突破，在開放合作中為全球經濟實現綠色復蘇和可持續發展貢獻力量。建議滬津深三城應突出科技創新面向經濟主戰場，推動科技與產業深度融合，讓科技創新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面對美國的科技競爭、科技封鎖，我們更需要能夠市場化、產業化的科技創新，并發揮新型科研機構在應用研究、技術轉移、企業孵化中的作用。同時，應讓市場引導創新資源配置，支持“龍頭企業牽頭、高校院所支撐、各創新主體相互協同的創新聯合體”，為區域經濟復蘇與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二是發揮好“首位城市”在引領區域經濟圈新一輪發展中的作用。首位城市作為中心城市依托國家或區域經濟發展，同時也輻射帶動周邊城市發展。在全球變局和中國經濟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背景下，“首位城市”的功能會發生新的變化，因此滬津深三城應立足新功能來實現各自的新優勢。從價值鏈的角度來看，“首位城市”更多體現對外服務、要素集聚和區域經濟發展的轉型升級功能。從產業鏈角度來看，尤其在數字低碳新要素驅動背景下，“首位城市”的制造業競爭力會被重新定義，在高端產業領域發展更為迅猛，以及對產業鏈的控制力會進一步加強。從創新鏈角度來看，“首位城市”應該在新業態、新模式、新市場培育上發揮首創和示范作用。同時應該進一步形成全球創新的策源地與樞紐站的角色。從輻射的角度來看，應該發揮好在協同經濟、平臺經濟、開放經濟中的輻射作用。

三是抓住新舊動能轉換關鍵時期，提升區域經濟發展能級。“十四五”是我國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也是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逐步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對此，滬津深三城可以在以下方面發力。從需求端來說，基于當前主要還是需求不足，因此應把握新消費趨勢，通過全面促進消費，實現消費升級，帶動國內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質量升級，提升價值鏈水平。從供給端來說，應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增強產業鏈強度。從結構端來說，要深化數字低碳轉型，調整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經濟轉型升級。

二、堅持以更高水平開放穩外資穩外貿

在國際經濟大變局中，全球供應鏈、價值鏈、產業鏈面臨重構，制造業出現一定的轉移和回流趨勢，疊加疫情影響，給穩外資帶來一定的挑戰。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院長王鵬飛、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趙蓓文、天津濱海綜合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周雪峰、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沈玉良、綜合開發研究院區域發展規劃研究所副所長王振圍繞滬津深三城如何為穩定外資企業提供優良營商環境和投資服務體系等議題，分享其觀點和看法。

一是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以制度型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近年來，國際力量格局變化加快，我國在世界經濟舞臺的地位進一步凸顯，但在貿易投資保護主義和經貿摩擦背景下，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國際外部循環受限受阻明顯。對此，我們必須要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尋求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模式。其中，推動制度型開放，從制度、規則等方面打通各種壁壘，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將有助于進一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此，滬津深三城應持續推動要素流動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轉變，發揮自由貿易港、自貿試驗區、國家級經開區、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示范試點地區等高能級開放平臺作用，引導外資更多投向先進制造、現代服務、高新技術、綠色低碳、數字經濟等領域，助力打通國內產業鏈的堵點和斷點。

二是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以制度型開放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發展，國家對于加強營商環境建設的重視程度日益提高。作為我國三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滬津深可以在市場化、法治化和國際化三個方面繼續加強營商環境建設。首先，推進市場化改革，夯實打造一流營商環境的基礎。市場化是一流營商環境的基礎，要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必須深化“放管服”改革。其次，加快法治化建設步伐，為打造一流營商環境提供保障。中國吸收外資從對外開放初期的注重引資規模到中后期逐漸發展到更為注重引資質量。在后期的運作中，必須充分保護其知識產權，這樣才能從引進單個項目發展到引進上下游關聯企業，實現“集群式”引資。再次，探索國際化建設路徑，以更高水平制度供給打造一流營商環境。在營商環境評估方面，我國在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的同時，也應繼續探索構建符合地區實際、具有中國特色的評價指標體系。

三是優化外商投資服務體系，推動外資量穩質升。例如構建全周期、全鏈條外商投資促進服務體系，重點加強投資后期投資環境評價建設，及時了解外商投資企業在本地區的投資滿意度。構建由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商協會、專業機構成的“四位一體”投資促進機構體系，全方位、全流程、全渠道加強投資促進服務。與此同時，強化外商投資促進創新服務支持，支持外資企業拓展國內外市場，并建立支持外資企業專業機構目錄庫支持它們的發展。最后，可以搭建外商投資權益保護服務體系，逐步縮減《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探索給予內外資更多一致性國民待遇。

三、推動產業鏈與創新鏈深度融合發展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世界經濟相互依賴，產業鏈相互融合。疫情的暴發疊加地緣政治危機，給全球產業鏈安全帶來了諸多的不確定性。來自深圳南山科技事務所所長王艷梅、上海社科院應用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蔣媛媛、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數字戰略和經濟研究所所長曹鐘雄，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數量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紀園園圍繞中國在產業鏈和供應鏈將面臨哪些機遇挑戰、如何發揮三大中心城市優勢，以及如何創新布局應對進等問題行了研討。

一是全球產業鏈的重構與變局。新冠疫情導致產業鏈供應鏈區域化和短鏈化，而俄烏沖突發生后，逆全球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各國高度相互依賴的產業鏈供應鏈暴露其脆弱性，部分發達國家開始重新審視制造業外包等“去工業化”政策，采取多種措施重振本土制造業，以促制造業回流。未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將進入時代之爭的格局。

從發達國家來看，美國在芯片產業極具優勢。美國一面不斷采取各種手段“打壓”中國，一面在美國本土實施稅收低免、補貼等非市場手段來將產業鏈供應鏈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進而在高端產業領域形成對全產業鏈的總體控制。從新興國家來看，也希望借助大國博弈來找到自己的發展機會，與美國和歐盟等形成自己產業聯盟，并以此來獲取自己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發展機會，其中來自越南、印度和墨西哥的挑戰較大。因此，對于中國來說，一方面是如何破解發達國家圍堵和補短板的問題；另一方面是如何找到新市場和新空間。這要求中國企業需要以新思路和新布局找到通往全球化的發展之路。

二是中國產業鏈面臨兩個新新挑戰。一方面是部分產業、制造業外遷的挑戰。由于傳統加工領域成本上升，使以外資為主導的部分終端制造呈現向其他國家轉移的趨勢。同時，受地緣政治影響，電子信息或者經濟領域一些優勢領域遭到打壓。而寄居于他人領域的一些產業，特別是代工的關鍵零部件服務領域，被發達國家逐步牽引到其他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我們面臨國際市場的競爭和產業“被掏空”的危機。

另一方面是發展過程中區域協調較弱的挑戰。產業從東部向西部轉移至邊境地區的過程中形成自洽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但是有的產業跨過中西部直接轉移到了境外。因此，面臨全球大變局，內部的重構比過去任何一次都來得更劇烈、更具有挑戰性。

三是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如何應對挑戰。首先，產業鏈供應鏈作為一個體系很難實現跨越，也就是說發展過程中需要走的路是繞不開的。因此，我們要推動產業鏈與供應鏈本身的融合，形成產業鏈和供應鏈的整體協同，實現中外企業在中國生產、為中國服務。其次是要聚焦現實主義。當前我們還有很多領域需要補短板，特別是要攻克“通用”型零部件領域，來應對當前的不利形勢。再次是在大國博弈下，需要重構戰略思維，在所有產業鏈里做好自己的民族品牌、民營企業或者國產品牌。同時，要保持開放，在自主過程中做到兼容。最后是要構建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全國統一大市場，形成區域的協同關系。

四、數字化轉型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城市的高質量發展需要精細化的城市管理支撐，數字化則是實現精細城市管理的重要手段。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研究所副所長丁波濤、深圳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李麗、天津濱海新區發改委改革法規室主任武曉慶、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數字所所長喬宇、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健、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劉國宏等圍繞數字化助力城市高質量治理展開專題研討。

一是數字化程度加深引發社會轉型。首先，社會主體發生巨大變化。中國網絡信息中心最新數據顯示，今年我國網民規模超過10億，互聯網普及率超過將近75%。數字原住民激增，新一代青少年識字啟蒙就開始使用電子設備，生活中已經完全依賴數字化技術。其次，社會生活發生變化，人們在網絡上消耗的時間逐漸變長。根據統計，平均每人每天使用移動終端的時間長達3.5小時，其中微信使用時間超90分鐘。再次，社會生產變化。在數字時代，人工智能成為新生產力，數字或數據資源成為新的生產要素和生產資料。

二是社會深度數字化發展推動城市治理智慧轉型。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大方面，整體型轉變：上級部門和基層部門，政府和社會，機構和民眾一起轉變，促進自上而下的機制創新和自下而上的理念，實現跨層次、跨部門、跨領域的互聯互通、共建共享和協同創新；全方位賦能：促進數字化對社會治理各領域的賦能，實現全民性、全時代、全要素和全流程的覆蓋，驅動城市整體向更為韌性化、智能化和便捷化發展；革命性重塑：通過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實現反向驅動，倒逼社會管理體制、城市治理結構、公共服務模式的重塑和重組。

三是應因類施策，解決好城市智慧治理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第一，在智慧治理中，應堅持問題導向，強化各部門數據共享，推動數字技術的全局性賦能，能夠實現全生命周期的應用，實現數字化閉環，防止數字化應用中出現木桶效應。第二，不同層級的政府部門對數據的應用場景不同，如果一味依賴數字應用技術、形成機械處理，容易產生信息錯位并降低治理效率。建議應當建立社區微平臺，實現數據內循環，以及數據個性化應用，同時給予社區一定的創新空間。第三，應當結合單元網格精細化，強化基層單元組織優化，推動“一網統管”的整體架構優化，夯實數據底座體系，以標準、規范、框架等來提升精細化水平和工作效率。同時增強底線思維和危機意識，考慮緊急突發狀況下數據非常態化采集和非場景化獲取、以及治理體系的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