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腦庫在南方崛起

1995年，日本著名的綜合開發研究機構給綜合開發研究院來函，要將該機構有關資料收入編輯出版的全球思想庫叢書；

1996年，英國亨利戰略研究中心給綜合開發研究院發來賀電，祝賀該機構被列為全球100家腦庫之中；

1999年，一位遠在太平洋彼岸的加拿大學者從因特網上獲悉綜合開發研究院發起召開"全球腦庫論壇--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主動要求自費參加本世紀末的腦庫盛會。

座落在深圳筆架山下銀湖邊的綜合開發研究院，這個在中國南方崛起的"中國腦庫"，正在引起國內外越來越多的關注。

腦庫，一個熟悉的新概念

腦庫，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思想庫、智囊團，它是順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需求而產生、發展的智力型機構。腦庫的基本特征，一是擁有一個綜合性的專家群體及進行深入分析研究的信息平臺；二是服務對象的社會性和市場化。腦庫在西方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非常明顯。對于半個世紀來一直高踞全球10大腦庫之首的蘭德公司，美國《商業周刊》曾經作出這樣的評論："美國商業成就的背后閃耀著蘭德智慧的榮光。"這一評論既是對蘭德公司所獲業績的褒揚，也表明美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對于腦庫的倚重程度。

縱觀我國研究咨詢的發展，大體上分為四個階段。在計劃經濟時代，研究咨詢工作服從、服務于計劃經濟體制，具有明顯的自上而下的單向特征，其成果往往帶有指令性的內涵，銓釋政策的色彩很濃厚。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路線后，各級黨政機關成立了研究咨詢機構，它們以積極的姿態面對層出不窮的新生事物，研究新情況、分析新問題、提出新建議，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但這些機構或專為領導機關服務，或側重學術理論而尚未真正適應復雜多變的市場要求。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探索過程中，咨詢工作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漸漸被廣泛認同，作為市場中介的各類咨詢公司應運而生，咨詢業也由此蓬勃發展。不過咨詢公司或只提供單一性的服務，或缺乏深厚理論的支撐。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政府和企業的行為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面對錯綜復雜、競爭激烈且日益全球化的市場經濟環境，面對經歷的挫折和交出的"學費"，政府首腦和企業家們越來越深切地認識到，單憑已有的經驗和自身的能力，單憑對本地區、本部門、本行業的了解與認識，是很難作出科學決策的。于是，借用"外腦"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科學決策的必然趨勢；于是，出現了勇于直面現實，敢于提出真知灼見，專門為各級政府和企業提供政策咨詢、決策依據和發展預測的腦庫。

綜合開發研究院就是在我國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進程中涌現出來的腦庫。在探索中發展的中國腦庫

馬洪、李灝、陳錦華、蔣一葦等老一輩經濟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在10年前發起創建綜合開發研究院的時候，十分明確地提出了"民間性、自主性、開放性、公益性、綜合性"的辦院方針，明確了服務對象是各級地方政府和國內外企業，目標是建成中國的"蘭德公司"。這一大膽而具有遠見卓識的設想，得到國務院領導的贊許。1989年2月，一個新型的腦庫機構在改革開放的前沿中國南方的深圳誕生。

將腦庫設在深圳，這一舉措本身就具有開創和務實的意義。深圳特區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區，正在進行著許許多多的探索與創新，需要理論的支撐和決策的依據；有許許多多的新經驗、新方法，需要理論的總結概括以便在全國推廣。而人們的市場觀念意識比之內地而言更強一些。顯然，它將給腦庫提供廣闊的施展空間和相對有利的運作環境。即便如此，作為全國性腦庫機構的綜合開發研究院，運作起來仍然面對很多具體的難題。比如各級政府都有自己的研究咨詢機構，放著這些參謀機構不用而去用一個民間研究機構，似乎不合情理；企業尚非獨立自主的法人，請腦庫作決策咨詢必須層層上報且不說，費用在財務上也難以列支；知識產品的市場價值如何界定缺乏標準和依據。如此等等的體制障礙和觀念差異并沒有阻止綜合開發研究院探索的步伐。在探索中尋求發展之路本來就是新型腦庫的題中應有之意。圍繞為政府和企業提供決策咨詢服務，促進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主旨，綜合開發研究院緊緊把握時代脈搏，抓住難點、熱點問題，利用專家群體的優勢，開始了腦庫的探索之行。

草創之初的1989年，沒有名聲，沒有影響，沒有政府和企業委托進行研究咨詢，自身的人才隊伍也尚未聚集，加之又面臨國際上反華勢力的封鎖和國內經濟調整的非常時期，綜合開發研究院主動出擊，用深圳市政府資助的經費，自立重大課題項目，邀請國內著名經濟學家開展調查研究，先后完成了"三年治理整頓深化改革的政策建議"、"關于在深圳經濟特區落實鄧小平同志進一步開放戰略決策的建議報告"、"關于北部邊疆省（區）對蘇貿易與經濟技術合作戰略對策的建議"等一系列政策研究報告。由于這些建議報告針對當時國際國內形勢提出了許多可操作性強的新的應對思路和實施建議，上報后引起中央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譬如，所提出的沿海、沿江、沿邊全方位開放的戰略構想和實施建議，對我國北部、西部、南部邊疆省區、中部沿江中心城市的對外開放，乃至全國新的開放格局的形成，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隨后為武漢、上海、綏芬河、滿洲里、北海、內蒙古等省市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或對外開放政策建議報告，召開一系列大型學術研討會，綜合開發研究院開始名聲鵲起，對外影響逐步擴大。

作為腦庫的研究咨詢機構，研究的問題必須具有前瞻性和創建性，提出的政策咨詢建議必須有可行性，要做到這些，必須具有敏銳的觀察力，睿智的預見性和追求真理的膽識。正是在這一點上，綜合開發研究院的專家學者給人們以令人信服的答案。

1990年5月，完成了"把武漢辟為對外開放城市的建議報告"，并作為武漢市委、市政府的文件上報，1992年7月，國務院批準武漢市為對外開放城市。1991年3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工作委員會遞交"關于深圳經濟特區立法權問題的調查報告"，1992年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授予深圳市人大立法權。1996年11月，提出下年將啟動新的一輪經濟增長的預測分析報告，盡管這一預測與當時的基調意見不一致，但被后來的實踐證明了預測的正確性。1997年10月，編輯出版《金融風暴-東南亞金融危機透視》，隨即又出版續篇《第二沖擊波-從東南亞金融風暴到全球經濟大變局》，此時東南亞爆發金融危機才三幾個月，其速度之快捷，信息量之大，分析之精到，令到境內外驚嘆。這兩本書也一時洛陽紙貴，成為搶手的暢銷書。

老一輩經濟學家身體力行，一批中青年專家迅速成長。他們遵循求真務實的原則，不唯上，不唯書，杜絕坐而論道、發牢騷出怪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占有信息、策劃方案，預測分析，提政策建議和實施對策，為政府和企業決策提供依據和咨詢意見上，投入到推進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中。就是憑著對腦庫事業的執著、熱愛和敬業精神，綜合開發研究院的事業蓬勃發展。經過多年的探索，他們的研究咨詢工作基本形成了理論研究、政策分析、企業咨詢三者兼容，自立課題、政府任務、企業委托三者結合的特點，也形成了與研究咨詢相配套的信息資訊、國際合作、刊物出版、人才培訓、影視傳播等業務鏈，從而構成了腦庫不同于一般社會科學機構和研究咨詢機構的主體業務框架。

綜合開發研究院作為設在深圳的并得到深圳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的全國性民間研究咨詢機構，每年都為深圳市委市政府的決策咨詢做大量工作。例如定期分析深圳市的宏觀經濟形勢，向市政府提交深圳宏觀經濟景氣分析及發展預測的季度和年度報告；再如開展了許多有關深圳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課題研究，其中包括深港經濟合作研究、京九沿線經濟合作研究、政府審批制度改革研究、深圳市財政體制改革研究、深圳市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研究、深圳市科技實力研究、深圳建設物流中心城市研究、深圳市商業發展規劃研究、深圳市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發展研究、深圳市市政建設投資體制改革研究、深圳市國有企業改革研究、深圳市外商投資及其對深圳經濟影響研究等。同時還與各個區、局開展合作，完成了大量調研課題和規劃方案，如鹽田區發展規劃、深港共建高新技術園區方案、深圳市保稅區發展規劃、深圳河一河兩岸規劃方案、深圳市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總體規劃、龍崗大工業區發展規劃、深圳市2010年人才規劃與預測、設立鹽田港保稅區研究規劃方案、沙頭角保稅區發展研究等。可以毫不夸張地說，CDI已成為深圳市政府最重要的智囊機構之一。

腦庫是生產智力產品，為政府和企業決策提供咨詢服務的機構，絕不能搞空對空的純學術研究，但其研究人員必須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具有掌握各類信息的能力和研究分析寫作的能力。為此，綜合開發研究院以制度的方式，要求下屬研究中心必須有明確的研究方向，隨時關注所從事領域的最新研究動態，每年應在全國主要期刊或重大的研討會上發表研究成果；要求每個研究人員必須有自己的研究方向，熟練掌握本領域的專業知識和研究方法，鼓勵他們努力成為本領域的專家；要求定期舉行院內學術研討活動，就重大問題進行思想碰撞和信息交流。同時，在資金并不充裕的情況下，投入財力、人力，建立信息數據庫，在互聯網上建立網站，為研究人員提供便捷的信息平臺。這些舉措使腦庫擁有了事業得以不斷發展的高水準的人力及知識資本。

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腦庫不同，中國腦庫沒有公司或基金的資助。但綜合開發研究院建院10年來，始終得到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鼎力支持，他們以支持新生事物成長的戰略眼光，為新型腦庫機構的發展提供資金支持，解決了許多后顧之憂的難題。盡管如此，腦庫并未忘卻探索研究咨詢機構市場化的歷史責任。他們深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經受了市場的考驗，只有產出的智力產品在市場中得到認可和回報，才是自己生存發展的長久之本。

為了實現這一戰略定位，綜合開發研究院付出了艱苦勞動和大量心血，通過在實踐中摸爬滾打，鍛煉隊伍，摸索出一套為企業提供決策咨詢服務的業務框架，包括為企業制定發展戰略規劃、制定項目策劃方案、項目可行性論證、制定改制改組方案、重大決策項目咨詢建議、投資咨詢、質量管理體系認證咨詢等。他們先后為深圳南油集團、秦皇島耀華玻璃集團、廣東TCL集團、廣東核電集團、湖北葛洲壩水利電力集團、日本松下電器株式會社、美國沃爾瑪公司等一百多家中外企業提供咨詢服務。面向市場，服務社會，腦庫不僅獲得經濟回報，也得到社會的認可，1997年9月，中國工程咨詢協會向該院頒發綜合類工程咨詢單位資格證書，它標志著腦庫開展宏觀經濟專題和發展規劃咨詢、項目建議書編制、可行性報告編制、評估咨詢、工程投產后評估咨詢等主要業務，具備了國家認可的正式資格。

在與美國、德國、日本等來訪者進行國際交流談到上述內容時，腦庫的接待者往往會聽到對方發自內心的贊嘆：事情干了很多，錢也一定賺得不少。接待者只能含笑不答，讓人頗感神秘。其實，正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國，知識產品的社會價值才剛被人們所接受，知識產品尤其是軟科學產品的市場價值，與市場發達的國家相比又何止天壤之別。但社會畢竟在變化、在前進。知識產品從無價無市到如今的有市有價，作為市場中介的咨詢服務正在逐步形成一個蓬勃發展的產業，這本身就是歷史的進步。腦庫人對此充滿信心和希望。

爭做知識經濟時代的驕子

即將到來的21世紀將是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經濟時代的一個最直觀和最基本的特征，是知識作為生產要素地位的空前提高。如果說在工業文明時代，知識作為資本生產的附庸，知識本身的稀缺性及知識生產能力被信息傳輸的低下效率所掩蓋的話，那么，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信息的處理、傳輸成本和效率已不再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障礙；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瓶頸的，將是知識的稀缺性與知識的生產能力。正因為如此，知識需求正在成為人類實現其他一切預期的前提，知識生產正在成為社會經濟生活的中心。

盡管我國是發展中國家，正在為尚未完成的工業化進程而努力，但是，知識經濟作為人類文明進步的新階段、新方式，已經在全球范圍內發揮作用、產生影響。無論你是否留意，都能深切地感受到知識經濟的興起，對我國現有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以及教育變革、管理理念、決策方式所產生的深遠的影響。因此，誠如江澤民總書記所指出的："知識經濟、創新意識，對于我們21世紀的發展至關重要。"

腦庫作為聚集一批高學歷、高智商的高級知識分子、專門從事生產知識產品的機構，無疑屬于最逼近知識經濟的前沿部門。它作為一種世界現象，在西方國家那些經濟、科技、信息高度發達的國度里所發揮的作用、所占據的地位，是發展中國家難以比擬的。當今世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財富差距在不斷迅速擴大，人們通常會將其原因歸結為科學技術與教育水平方面的差異，這個結論毫無疑問是對的。但另外還有一個與此相關的重要原因，那就是決策科學化與決策失誤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和強烈反差。即使擁有良好的資源，如果決策者不能按照市場規則合理配置，不能清醒認識和分析復雜多變的環境，搞些低水平的重復建設，或脫離實際貪大求全，或破壞生態平衡、污染環境，又如何能產生良好的效益？更何況如今天賦的自然資源優勢已經不再成為重要的競爭要素，因為現代產品所耗費的自然資源已越來越少。而創新意識、經營理念、管理方法，正在作為生產力的要素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因此，要逐步縮小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除把科教興國作為立國之本，因地制宜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和教育產業，還必須強調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注重發揮腦庫機構在為政府和企業提供決策咨詢服務的作用。

目前在我國，重視發展高新技術、重視發展教育正在成為全社會的共識；注意不斷提高科學決策意識和決策水平，也日益成為各級領導和企業家追求的目標。因此，無論是作為軟科學機構，作為知識經濟的前沿機構，還是作為專門從事提供智力產品和決策咨詢服務的機構，腦庫都已經進入一個發展的大好時機。

在這個背景之下，一貫善于抓住、利用機會的綜合開發研究院未雨綢繆，經過近一年的策劃和籌備，在深圳發起召開"全球腦庫論壇"，廣邀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俄羅斯、韓國、新加坡及港、臺和內地著名研究咨詢機構和大學的代表參加。在這次世紀末的腦庫盛會上，中外學者將共同探討的主題是"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同時腦庫的同行們將共同探討腦庫在21世紀的角色和地位，交流提供決策咨詢服務的運作模式、方法與經驗。這是一個有戰略眼光的重大舉措。建院才10周年的綜合開發研究院，在國內外腦庫機構和研究咨詢機構面前，屬于后來者，但這個機構的領導者就是要通過與國內外腦庫機構的交流與切磋，借鑒和學習發達國家腦庫的先進方法，發揮出自己的優勢，打出自己的影響和品牌，爭做知識經濟時代的驕子。

綜合開發研究院有自己明確的奮斗目標，有自己追求的理想境界，他們正在以勵精圖治的奮斗精神和精誠團結的團隊精神，譜寫中國腦庫發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