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5世紀“地理大發現”以來，海洋深度參與了每一次大國崛起的進程，成就了“海上馬車夫”的繁榮，亦構建起跨越洲際的“日不落帝國”。

數個世紀后的今天，全球海洋經濟產值已突破2.5萬億美元大關。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預測，至2030年這一數字將攀升至3萬億美元，屆時海洋經濟規模將可媲美全球第七大經濟體。

規模擴大的另一面，海洋經濟實力已不單純由港口規模、吞吐量決定?？萍紕撔抡羁谈淖兒Ｑ螽a業的形態與價值創造方式，深海探測、海上新能源、海洋生物醫藥等前沿科技的突破能力愈發成為核心競爭力。

10月11日，由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可持續發展與海洋經濟研究所與廣東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聯合編制的《全球海洋城市競爭力指數報告（2025）》（以下簡稱“報告”）正式發布。不同于傳統榜單聚焦海事服務水平，報告構建了經貿活力、科技創新、海事服務、國際影響和城市治理五大維度，反映了全球海洋城市發展邏輯從“傳統海事樞紐”向“創新型海洋城市”的轉變。

2024年，中國海洋生產總值首次突破10萬億元大關，占GDP比重穩步提升至7.8%。這一里程碑式的數據背后，是上海、深圳、青島等多座城市在全球藍色競賽中的加速追趕。

后“十萬億”時代，中國海洋經濟如何走？

一、全球加速競逐藍色“蛋糕”

五百余年過去，覆蓋地球表面71%的海洋依舊站在全球經濟發展的最前沿。

這不僅因為，海運承擔全球80%以上的貨物運輸量，絕大多數國家都不可避免地參與其中，更因為——全球藍色經濟的“蛋糕”正不斷做大。

OECD預測，至2030年全球海洋經濟產值將攀升至3萬億美元，規模媲美全球第七大經濟體，海洋產業直接創造的就業崗位超3100萬個，間接帶動就業人數高達2億以上。

“蛋糕”不斷擴大，得益于海洋運輸、海洋漁業、海洋能源、海洋旅游等多個產業的協同共進，也促使各國重新認知和定位海洋經濟。

城市層面，目前全球海洋城市的競爭中，傳統航運中心穩固居于領先地位，報告評選的第一、第二梯隊中，這類城市占主流，且它們也在持續轉型升級。

例如倫敦，在科技創新、海事服務、國際影響和城市治理等方面均排名第一，經貿活力排名第二，各方面發展均衡領先。細化來看，作為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心臟，倫敦如今的港口吞吐量已不具優勢，卻通過發展高端海事服務，以完善的海洋法律體系、發達的海事金融服務等，保持了在全球海洋版圖中的話語權。

挪威最大港口城市奧斯陸也經歷了從航運業向專業海事服務的轉型，近年更憑借北海油田積累的海洋工程經驗，大力發展海上風電、水產養殖和海洋生物技術。報告顯示，奧斯陸在海洋生態保護和海洋科技方面表現出色，PCT國際專利授權量躋身全球前十。

（整體評估結果）

而隨著世界經濟重心“東移”，亞太地區逐漸成為全球海洋經濟競爭的主場。

新加坡作為報告中亞洲排名第一的城市，憑借高效的政府治理、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優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國際海事企業和機構入駐；海洋工程裝備優勢突出，已形成設計、建造、研發、法律服務、金融服務乃至教育、培訓等全產業鏈條。

東京總排名第五，其中科技創新、城市治理均排名第二，國際影響排名第五，海事服務排名第六，科技創新能力和城市治理水平的全球領先地位為其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保障。

韓國第一大港口城市釜山，造船、輪胎生產居韓國首位，LNG船的研發能力、產業生態和產量領先全球，總排名全球第26，其中經貿活力排名第14、國際影響排名第24。

目光鎖定中國，除上海、香港兩大老牌航運中心，中國城市在第二、第三梯隊中表現活躍，尤以深圳（第11位）、廣州（第14位）、青島（第16位）為代表。

二、“創新”成關鍵變量

評價世界海洋城市的發展水平，2012年起由挪威船級社（DNV）和Menon Economics聯合發布的《世界領先海事之都》報告(Leading Maritime Capitals Of The World Report）（以下簡稱“LMC報告”）相對知名。

據悉，2024年LMC報告構筑了航運中心、海事金融與法律、海事技術、港口與物流、城市吸引力與競爭力五大評價維度，聚焦海事產業專業競爭力，側重航運、金融、技術等垂直領域的行業話語權。

《全球海洋城市競爭力指數報告（2025）》提供了新的觀察視角。有趣的是，評價邏輯、核心焦點雖有差異，但結果并非截然不同。

兩份報告的共性結論是——海洋領域國際頂尖城市格局穩定，新加坡、倫敦、鹿特丹穩居全球第一梯隊。以新加坡為例，其在2024年LMC報告中蟬聯第一，航運中心（第1）、海事金融（第2）、港口效率（第1）三維度均衡領跑；《全球海洋城市競爭力指數（2025）》中，其經貿活力（第1）、國際影響（第2）同樣居于前列。

再看中國城市，上海在兩份報告中均進入全球前十，依托港口規模與產業鏈完整性，成為亞太航運樞紐；香港在2024年LMC報告中排名雖略有下降，至第12位，但憑借自由港政策與普通法體系，在海事金融與仲裁領域仍保持優勢。

深圳、青島在兩份榜單中排名差距相對明顯，在2024年LMC報告中分別位列第23、第28。傳統海事領域雖有短板，但在《全球海洋城市競爭力指數（2025）》中分別排名第11、第16，科技創新等新興維度優勢明顯。

具體來看，深圳在海洋電子信息、高端裝備制造及水下機器人等新興領域擁有強勁的創新能力，高新技術涉海企業超2500家；青島則擁有約占全國1/5的涉?？蒲袡C構、1/3的部級以上涉海高端研發平臺和近1/3的涉海兩院院士，優勢集中于前沿創新。

（“科技創新”維度評選結果）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前海分院副院長、可持續發展與海洋經濟研究所所長胡振宇談到，兩份報告的差異本質是“傳統海事樞紐”與“創新型海洋城市”的評價邏輯分野。

OECD在《海洋經濟2050》中預警：全球海洋經濟站在十字路口，若能源轉型裹足不前，2050年其增加值將萎縮20%；若加速清潔技術革命，增加值有望實現40%強勁增長。

“能源轉型是一個全球性的世紀工程，將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傳統能源的超越、國家安全的建構都具有重要意義?！焙裼畋硎荆杉夹g、創新驅動的“增量”是本次報告的核心亮點，意味著海洋實力的衡量標準正從單一的海事能力走向多元，深海開發、綠色能源、智能裝備等前沿領域亦被納入考量，強調經濟、科技、治理、生態的系統協同，其中就藏著中國重塑全球海洋格局的歷史性機遇。

三、后“十萬億”時代如何走

中國海洋經濟“十萬億”時代已至，放眼全球，更多維的競爭格局也逐漸成型。

下一步如何走？報告指出，關鍵是推動中國海洋城市從“供應鏈參與者”向“價值鏈塑造者”轉型。

“要破解‘大而不強’的當下痛點。”胡振宇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中國海洋經濟版圖中，傳統產業（如港口、船舶制造）占比高，高端服務相對滯后。從產業邏輯看，人工智能、深海開發、藍碳交易等新技術已重塑海洋經濟競爭規則，不再是單一比拼港口規模，而是“硬基建+軟規則+新生態”的綜合較量，中國若能在這一輪技術變革中搶占先機，就能突破傳統全球價值鏈的“低端鎖定”。

具體到城市，資源稟賦的差異分化出不同的戰略路徑。

以上海為代表的航運樞紐型城市，可探索以數字港航為基礎，拓展航運金融等高附加值服務。例如，上海洋山港依托5G+AI技術實現集裝箱碼頭全流程自動化，橋吊作業效率提升40%，船舶準班率從65%提高至82%；同時構建“數字孿生港口”平臺，整合船公司、貨代、海關等200余家機構數據，使供應鏈協同響應時間縮短至1小時內，使上海港在保持全球貨物吞吐量第一的同時，港口服務業收入占比從20%提升至35%。

以青島、深圳為代表的科技引領型城市，則應破解科研與產業“兩張皮”問題，構建“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轉化”的全鏈條體系。

例如青島藍谷，其以嶗山國家海洋實驗室為核心，周邊3公里范圍內布局70家科研機構、150家高新技術企業，配套12家風險投資機構，2024年技術合同成交額達86億元，本地轉化率45%，遠超全國平均的20%。

深圳以硬科技創新、綠色實踐與場景化轉化為核心優勢。胡振宇分析道，疊加“深港穗”科技集群登頂全球的重大機遇，可探索打造“香港研基礎+深圳做轉化+廣州搞制造”鏈條，香港高校聚焦深海基因、海洋新材料等基礎研究，深圳則依托深圳海洋大學、國際海洋創新研究院等搭建中試平臺，將基礎成果轉化為可量產的水下機器人部件、海洋藥物中間體等。

報告編撰團隊預測，未來，中國城市有望梯隊躍升，重塑全球“第一梯隊”邊界。

頭部城市中，上海有望躋身三強，依托“航運要素集聚+數字化轉型”補齊海事金融與法律短板；青島憑借“AI+海洋”先發優勢，或從第二梯隊躍升至準第一梯隊；而“深港穗”、山東半島（青島、煙臺）等集群將打破單一城市競爭邏輯，形成“技術—制造—服務”協同的區域競爭力，挑戰新加坡、倫敦的單點主導地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陳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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