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關于深入推進深圳綜合改革試點深化改革創新擴大開放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印發。

時隔五年，第二輪綜改有何重點？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在接受羊城晚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第一輪深圳綜合改革試點舉措已全面落地見效，在要素市場化配置方面，深圳開創性地推進“二三產混合用地改革”，并引領設立了深圳數據交易所。營商環境優化方面，深圳聚焦新興領域立法突破，針對智能網聯汽車、人工智能、低空經濟等前沿產業，相繼出臺專項法規。

“這些改革顯著增強了城市發展動能。”郭萬達坦言，面對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深圳的創新能級、對外開放水平持續攀升，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框架初具規模，其先行先試形成的眾多創新經驗，已被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作為典型案例向全國復制推廣。

在《意見》的四大改革任務中，“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被置于首位。除此以外，《意見》中還反復提到“科技”這一熱詞。“路線圖”已然展開，深圳下一步怎么走？圍繞以上問題，記者與郭萬達進行了深度對話。

羊城晚報：本次《意見》將“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置于四大任務之首，而2020年方案以“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首。這反映了國家對深圳怎樣的新定位？為何現階段強調創新鏈、產業鏈、教育鏈、人才鏈的“四鏈融合”？

郭萬達：這一調整體現了國家在高質量發展背景下的戰略轉向。當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增加，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亟需增強新動能，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是關鍵支柱。深圳作為創新之城，被賦予先行示范使命，需破解教育、科技、人才間的體制障礙。

“四鏈融合”是系統性改革的必然要求。基礎研究與應用開發需要協同——教育鏈中，高校、新型研發機構負責人才培養與科研，人才鏈涉及引進與留存，創新鏈聚焦研發過程，產業鏈對接市場需求。四鏈脫節會導致成果轉化率低、創新效率弱化。

羊城晚報：接下來深圳將探索一批科技創新領域新舉措，包括探索新型研發機構薪酬市場化制度等，背后以科研“智力”驅動產業“生產力”的邏輯如何理解？

郭萬達：深圳綜合改革是系統性工程，以科技創新為軸心，通過教育、人才、金融、開放多領域協同，為全國高質量發展提供“深圳方案”。

在這次的《意見》中，一大重點詞就是“科技創新”。深圳45年改革探索已證明，制度創新是科技創新的支撐。這次《意見》中重點提及了新型研發機構，涉及的內容包括探索新型研發機構薪酬市場化管理制度、深化科研經費管理改革等，尤其提到了由顏寧任院長的深圳醫學科學院。

我國最早的一批新型研發機構就誕生在深圳，現在深圳有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深圳灣實驗室等新型研發機構。新型研發機構之“新”就體現在體制機制的靈活性，能促成更高的科技成果轉化效率，能夠融合企業、高校、產業資源，天然促進四鏈協同。

整體來看，這些舉措都是為了科技成果能夠更高效地市場化，實現產學研高效協同、深度融合。深圳通過這些方面的綜合改革試點，為全國破解“卡脖子”問題提供可復制經驗，推動高質量發展。

羊城晚報：《意見》強調發揮科技領軍企業“出題人”作用。企業主導研發如何突破“高校主導、企業被動”的路徑依賴？

郭萬達：研發的驅動分兩類，一種是科學家好奇心驅動的研發，比如高校的基礎研究，主要輸出的成果是論文——一種公共產品。另一種是產業需求驅動的應用研發，企業出題聚焦產業“卡點”，如新能源汽車電池技術等，確保研發服務于市場。

企業“出題人”機制是產學研融合的關鍵突破，核心在于需求導向。在中國的部分內陸城市，確實存在著“高校主導、企業被動”的路徑依賴，但深圳從很早前就已“解題”。

深圳擁有大量的企業驅動研發的經驗，華為就是典型代表。華為通過人才引進、與全球高校合作解決產業難題，實現5G技術的“無人區”突破等等，就是很好的案例。深圳模式已打破高校主導框架，企業通過與新型研發機構合作，或政府招標實現“出題—解題”的閉環。（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 孫綺曼）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