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萬達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常務副院長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 香港成就的取得，來自于香港百余年發展的積累以及國家對香港經濟的針對性支持。

□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內地因素毫無疑問都是香港經濟發展的最大、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未來更將如此。 

□ 粵港澳大灣區都市圈的建設將為香港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

1995年我調到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從事智庫研究工作，第一個研究題目就與香港有關。當年6月，美國《財富》雜志預言香港回歸后不會再繁榮，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與討論。這篇文章給我的感覺是充滿偏見，感到很憤慨。于是，我們在《開放導報》雜志上發表系列文章反駁。在我看來，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是中央的既定方針，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后，必將“馬照跑、舞照跳”。

在香港回歸20載之際，回過頭來看，我們當時對香港的認知和信心沒有錯，對香港的基本判斷和預測沒有錯。回歸以來，作為高度開放自由的城市經濟體，香港經歷了諸多考驗，但經濟總體來說是好的，增長趨勢是向上的，社會民生的改善是明顯的。

01/ 香港的風采浪漫依舊

我第一次到香港是1992年，那時剛到深圳工作，對香港印象最深的是語言，只要會英語，就算不會講粵語，也照樣暢通無阻，切實感受到什么叫國際大都會。那時的香港生機勃勃，接觸的香港朋友總是匆匆忙忙，總是在努力打拼，而且講求實效。到卡拉OK唱歌，最愛唱的是羅大佑的《東方之珠》：“小河彎彎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東方之珠我的愛人，你的風采是否浪漫依然？”

回歸以來，作為高度開放自由的城市經濟體，香港經歷了諸多考驗。1997年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嚴重沖擊，2000年受到全球互聯網經濟泡沫破裂的極大影響，2003年暴發的非典疫情導致百業蕭條，2008年受到美國金融海嘯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的波及……雖然經歷這么多沖擊，但香港的經濟總體來說是好的，增長的趨勢是向上的。從1997年至2016年，香港的GDP年均增長率達3.49%，人均GDP年均增長率達3.48%，這在發達經濟體是相當高的。更為重要的是，香港失業率長期保持在低位，基本實現全民就業。

回歸后香港的經濟地位和競爭力看得見摸得著。香港是僅次于紐約、倫敦的第三大全球金融中心，與新加坡在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分伯仲。近幾年來，香港已成為全球最重要的人民幣離岸樞紐中心，2013—2014年港交所在IPO方面的集資額居全球第二，僅次于紐交所，2015—2016年超過紐約位居全球榜首。香港在國際競爭力排名中的位置一直靠前，并連續23年獲得“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桂冠。盡管在國內城市競爭力排名中遭遇其他城市的挑戰，香港的地位和優勢仍較為穩固。

這些成就的取得，來自于香港百余年發展的積累以及國家對香港經濟的針對性支持：內地居民赴港旅游“自由行”政策提升了經濟增長和就業率；CEPA為香港服務業提供了更大市場空間和輻射范圍；建設人民幣離岸中心是國家對香港金融核心競爭優勢的最有力支持。中央政府的支持充分彰顯了作為香港發展的堅實后盾的功能和作用。

2017年6月16日早晨，在香港回歸20周年之際，我到香港中環美國銀行中心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雖然下著雨，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匆匆行走在香港潔凈的大街上，在獅子山下相遇的人們笑臉依舊，香港國際大都會的風采浪漫依舊。

02/ 內地是香港最大的靠山

香港的繁榮穩定離不開國家的支持，離不開內地廣闊的市場和腹地。國家實行改革開放近40年，內地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沿海到內陸、從農村到城市都有了巨大的進步。特別是香港回歸以來這20年，是國家經濟社會長足發展的20年，也是香港持續增長的20年，是香港最重要的“機會時代”。1997年，中國的GDP規模只及英國的60%，2016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英國的4.7倍。再來看香港，1997年香港的GDP是1770億美元，2016年是3200億美元，20年增長了80%多。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內地因素毫無疑問都是香港經濟發展的最大、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未來更將如此。黨的十八大提出“兩個一百年”目標，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之際，正是香港回歸50年之期。香港經濟全面融入快速崛起的國家經濟，是重要的經濟和政治問題，也是香港把握國家發展戰略和重大歷史機遇的關鍵。香港的發展需要與國家發展和中國夢保持同步，這就要勿忘初心、保持耐心、堅定信心。

因此，最重要的是在國家“畫布”上勾畫香港經濟的未來。對香港而言，“一帶一路”建設毫無疑問蘊含著難得的歷史機遇和巨大的市場空間。如能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扮演并勝任“超級聯系人”角色，則香港將獲得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這就需要香港妥善處理好與內地的關系，在內地資金和企業“走出去”中找準位置和角色，在內地和國際兩個市場之間起到橋梁和紐帶作用，在與國家戰略和內地同步發展中提升香港經濟的質量與水平。

03/ 主動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2011年6月，由港鐵運營的深圳地鐵4號線全線開通，4號線貫穿深圳南北、連接深港兩地，開啟了“深港融合”的新篇章。作為一名生活在深圳的智庫學者，1997年起我就開始提出，香港與深圳應成為像紐約、倫敦一樣的國際大都會區。2016年5月，我在深港合作圓桌會議上重提“港深國際大都會”的愿景。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太骨感，香港和深圳雖然有合作、有互動，但離融合發展的“港深國際大都會”愿景仍然相去甚遠。香港與深圳這兩座城市合作與發展的曲折與現實，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香港與內地關系的變遷。在這一進程中，香港與內地或者說與國家的關系，決定著香港的未來。而恰恰在這方面，香港需要反思和調整。

2017年3月，粵港澳大灣區寫進《政府工作報告》，成為國家重大的發展戰略，與京津冀、長江經濟帶共同在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布局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國家區域發展新格局中，粵港澳大灣區的獨特性進一步凸顯，那就是“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彰顯“一國兩制”事業的強大生命力。

粵港澳大灣區都市圈的建設將為香港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大灣區內既包括了港澳，也包括廣州、深圳等內地的9個城市，以及外圍延伸到泛珠三角合作的9個省區。香港可憑借自己的優勢，在交通設施、經濟產業、社會民生、科技研發、生態環境等方面，與灣區內的其他城市實現優勢互補、全面合作、協同發展。香港有條件聯系本地、內地和全球頂尖科技企業和研發機構，擔當灣區科技創新的“超級聯系人”，提升整個大灣區的國際影響力和科技實力。在這種多向多維互動中，香港既服務了國家戰略，又可實現自己的轉型發展。

2017年6月20日，我在香港參加由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辦，騰訊公司承辦的“首屆粵港澳大灣區論壇”。參加會議的有從美國、日本等國來的專家學者，也有從香港、北京、廣州、深圳來的專家、企業家和政府官員代表，熱烈的討論、碰撞的火花使我興奮，也讓我沉思——大灣區的愿景可期，香港的長期繁榮可期。

//原文刊于《光明日報》2017年06月24日 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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