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研國策(33) | 回歸20年評論之一：香港經濟應跨越“三重門”

文／張玉閣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港澳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 回歸20年，香港錄得一份靚麗的成績單，足以打破“香港之死”的預言或魔咒，足以證明“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巨大成功。

□ 香港經濟未來應跨越“三重門”：重構現代服務業新格局、以創新科技引領新結構、化機制優勢為競爭優勢。

□ 一個“一國兩制”下中國的國際城市，應該在國家戰略中有所擔當，并在角色擔當中實現自身的繁榮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回歸20年，盡管歷程波折震蕩，但香港經濟總體保持增長趨勢，一系列經濟財政指標向好，錄得一份靚麗的成績單：2016年香港GDP總量近2.5萬億港元，較1996年大幅上升102%，名義和實質平均增長率分別為3.6%和3.3%；人均GDP由1996年的19萬港元上升至2016年的近34萬港元；2016-17年度香港財政儲備高達9538億港元，是1996年財政儲備的3.5倍多，占2016年GDP的比重為38%，較1997年提高18個百分點，財政之穩健和雄厚，世所罕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例超過90%，四大支柱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近6成，占就業人數比重近5成；金融、貿易、航運、空運仍在全球市場中占據重要位置，是僅次于紐約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方面，在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國際競爭力排名中，過去10多年香港基本處于前三甲，且力壓老對手新加坡；在世界經濟論壇（WEF）全球競爭力排名中，近年大體保持在前10以內。制度方面，美國傳統基金會連續23年（1995-2017）將香港評為經濟最自由的地區。這份成績單，足以打破“香港之死”的預言或魔咒，足以彰顯香港依然是全球公認、世界矚目的“活力之都”和“動感之都”，足以證明“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單一經濟意義上的增長和繁榮，并不必然生成社會意義上的和諧與穩定。長期存在且難以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導致香港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之間出現一定程度的失衡乃至脫節：經濟增長并未轉化為優質多元的就業崗位、同步的收入增長、有效控制的貧富差距、強有力的社會保障（迄今為止香港尚未建立全民退休保險）。盡管社會指標的表現差強人意是發達經濟體的共性，但作為微小城市經濟體和單獨關稅區，香港的情況更為突出和嚴重，更應高度關注和重視，更應務實動員香港內外資源要素，著力加以解決。展望未來，香港經濟應跨越“三重門”。

第一重門：重構現代服務業新格局

就產業結構而言，高達90%以上的服務業，使得香港早已成為全球服務業城市。如果香港與經濟腹地能夠實現資源要素自由流動，那么比例再高的服務業也不會產生經濟虛擬化、產業和就業兩極化（即“高增值低就業”和“低增值和高就業”）問題。問題在于香港是單獨關稅區，與經濟腹地存在邊界管制。這就使得香港需要考慮如何拓展服務業的對象問題，即高比例的服務業除了服務本地對象外，怎樣為外部需求者服務。

香港制造業曾經是香港服務業的服務對象。早期是服務于本地的“香港制造”，但過去10年，本地“香港制造”不僅日漸萎縮，而且大都是傳統產業，鮮有科技含量；后來是服務于“由香港制造”（即珠三角港資制造業），但曾經一度興旺的珠三角港資制造業不僅與“香港制造”高度相似，也同樣呈萎縮之勢。

在“香港制造”和“由香港制造”相繼式微的趨勢下，如何與香港之外的制造業形成緊密、有機、難以“脫嵌”的“服務-被服務”關系，是香港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得以不斷創新提升、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所謂重構現代服務業新格局，就是以全球城市視野、充分利用“一國兩制”優勢，著力拓展香港服務業的服務對象，構筑香港服務業發展的堅實“底座”。

第二重門：以創新科技引領新結構

作為成熟的經濟體，香港的經濟產業結構相對穩定，但難免創新不足。縱觀全球，自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引發全球經濟衰退之后，隨著服務經濟、虛擬經濟弊端日益彰顯，回歸科技創新、回歸實體經濟、回歸制造業，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主流。其中全球金融中心城市表現搶眼，紐約、倫敦等傳統金融中心均發力培育科技創新和高科技產業。紐約致力于成就“科技紐約市”，建設紐約科技城和“硅巷”，引領金融科技發展，打造美國“新科技首都”；倫敦一直在打造英國“硅谷”，倫敦老街逐步發展成“硅環島”，正在形成“東倫敦技術城”。

顯而易見，世界金融中心正在向“金融+科技”中心轉型，創新科技成為金融中心城市彌補產業高度金融化不足及風險的首選。香港近年來著力發展創新科技，既是對香港自身問題反思之后的選擇，也是對全球發展趨勢的研判與呼應。

創新科技之于香港的價值，應該上升到優化產業結構的戰略高度來認識。對于香港這樣的全球金融中心城市，重建制造業并不現實，創新科技則成為次優選擇。創新科技將成為香港經濟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是香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引領者和帶動者，進而催生香港經濟產業新結構。就此而言，創新科技的意義和價值并非體現在單一產業，重要的是杠桿功能。只有從這一高度認知創新科技并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香港才不會錯失這一重大發展機遇。

第三重門：化機制優勢為競爭優勢

邁克爾?波特認為，“專業性和高級生產要素通常是創造出來的”“能創造出生產要素的機制遠比擁有生產要素的程度重要”。香港的自由港經濟制度、法律制度、要素流動制度以及城市、社會、生態管理制度等等，一定程度上都是“創造出來”的“專業性和高級生產要素”。比較而言，香港仍具有明顯的機制優勢。

但如何將機制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則需要香港社會共同思考和共同努力。比如香港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國際仲裁制度、標準管理制度、檢驗檢測制度，既與國際接軌，操作實施也堪稱規范。但受制于香港有限的市場，機制優勢難以進一步發揮，難以充分整合香港之外的市場與需求，當然也就難以轉化為競爭優勢。而難以轉化為競爭優勢的機制優勢，其存在方式是靜態的和固化的，價值難免打折扣。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重構現代服務業新格局，以創新科技引領新結構，還是化機制優勢為競爭優勢，都不是香港獨自面對、僅在內部就可以解決的問題，需要跳出香港看香港，從世界看香港，從國家看香港。一個全球城市，應該有全球的視野和胸懷，一個“一國兩制”下中國的國際城市，應該在國家戰略中有所擔當，并在角色擔當中實現自身的繁榮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在香港回歸20周年之際，本文主要是著眼香港未來的發展提出問題，在贊嘆香港輝煌成就的同時，也展望香港未來發展之路。實際上，跨越“三重門”的路徑，掌握在港人自己手中；以港人的智慧，未來香港仍將收獲一份更靚麗的成績單。